回顾辛亥上下300年：专家称系超法国大革命变局

中华民国开国之日，《民立报》首页刊出的孙中山像。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

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军政府挂起象征十八省团结的十八星军旗。

　　辛亥革命超越了法国大革命

　　从5月8日开始一直到9月的四个月里，朝廷一直没有解决内阁组成问题，9月9日，成都闹市发生了流血冲突。湖北新军要求政府调整铁路国有的问题，但政府认为这是地方军，没有重视。然后湖南新军响应了，紧接着太原新军，然后是江西、云南等六个省的新军宣布独立。这时清廷认为最有力量的北洋中央军还在，结果第20天的时候中央军发生叛乱，要求撤销皇族内阁，调整铁路国有，审判盛天怀，并提供了12条政纲，要求据此修改宪法。结果第二天清军就接受了：摄政王退位，撤销皇族内阁，选举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

　　严复当时曾表示，如果这几个决定提前一个月出台的话，中国什么事都没有。但被逼得这个时候出台，南方不同意了，辛亥革命就是这么一步步发生的。此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黄兴、宋教仁到了武昌，孙中山也在回国路上了。当南方的革命性质越来越浓，朝廷内部的改革派便逐步向“强硬派”转化，当君主立宪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反而提出要君主立宪。其实原本革命党的力量是很小的，黄花岗起义也只是最后一搏。所以说，是清政府没有珍惜改革的机会。

　　当然，最后的妥协也非常重要，革命党的妥协给未来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契机。孙中山回到国内参与南北和谈，和新军、北方及袁世凯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提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过的构想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如果孙中山坚持把满族人赶回东三省，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将重新书写。甚至可以说，南北妥协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建，孙中山的革命党没有“驱除鞑虏”，换来了中国新的未来。

　　清政府也有妥协，清政府按照皇族的强硬办法其实是可以打的，他们的盘算是只要能坚持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乃至三年，大清国一定还会出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照样可以以时间换空间。但清政府到最后还是隆裕皇太后做主，接受妥协，清帝退位。新军和革命党的领导人最后也都提出一个方案，皇帝退位，优待皇室。

　　尽管清政府有军队，但还是知道进退。隆裕皇太后最后在退位诏里面讲，当人民都同意走向共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反对，因为我们平时总是在讲“爱民如子”。清政府的妥协为皇朝赢得了尊严，也给中国赢得了一次机会。

　　中国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仿照法国大革命，提升民权，废除皇权，但是中国最后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没有大规模流血，没有侵犯皇族，几年之后的俄国革命都做不到中国这样。所以我说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战争只是在武昌打了三天，而且是军队对军队，大家都绕开平民区，都不打平民不打外国人，打仗是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很快就转入了谈判。

　　不动声色地变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是没有流血的革命，大部分是和平地、不动声色地就变了。

　　上海光复以后，革命党人深夜到江苏找到巡抚陈德全，告诉他其他省都光复了，陈德全说没问题，但是不同意半夜扰民，要第二天再说。等到天亮，当时的省会苏州街面上全部挑起了白旗，老百姓一起床就发现光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是一种职业革命，完全是在一个高层中的妥协、谈判，辛亥革命过去很久，人们都不知道中国没有皇帝了。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没有流多少血，那第一枪的意义在哪儿呢？其实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下层的军官和士兵闹起来的。他们冲出营房去抢军药库，抢到武器之后就往湖广总督府打，留在总督府的张彪连夜逃走。所以第一枪的象征意义要更大一些。第二天，张彪找到黎元洪成立了军政府，这就越走越正规了。后来黄兴和宋教仁从上海来到武昌，整个湖北的性质就开始变化，向革命变化。

　　黄兴到湖北以后，湖北下层士兵中的革命党人就想推举黄兴当湖北都督，把黎元洪赶下来。又过了几天，革命党又不甘寂寞，想推举一个“两湖大都督”，让黄兴来当，也被否决了。后来黄兴带了二十几个精兵离开湖北打算攻下南京，湖北就逐步被边缘化了。

　　南京的战略位置很重要，袁世凯只有谈判。从11月中旬一直谈到12月中旬，那时袁世凯已经是内阁总理，革命已经完全和皇族无关了，中国进入一个准君主立宪状态。但要成为完全的君主立宪国家，还要有议会，就在这个谈判当中，清廷的强硬派不干了，不愿意进入一个人民选举的议会。因为之前在执政院的时候，200个议员中有100个选举，另外100个是由朝廷来指定的，如果要全部选举，那些皇亲国戚就没戏了。最后的谈判就胶着在是否立宪上，立宪党人后来甩开了皇族去谈妥协，尊重皇室但不考虑皇族（皇室就是皇帝的直系），整个皇族就都降到平民级别。

　　共和理念是辛亥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谈论辛亥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从孙中山的立场来讲，辛亥是失败了，因为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去实现；但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来讲，又不是失败，而且没有大规模的流血，没有使中国的政治架构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很稳定地就过渡过来了。

　　作为革命的直接后果，辛亥革命带来了“民国”这样一个短暂时期，它开启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机会，这是重大的进步。

　　而直到今天，辛亥革命的遗产、任务还是我们的遗产和任务，辛亥没有得到的，我们也还会沿着这条轨道走。如果讲辛亥的意义，我觉得就是民主、共和的理念。民主、共和的理念，不管怎么样中国人都不能动摇，人类的发展是一个趋同的发展，中国不应该强调跟别人多么不一样，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晚了六七年，但人家就踏踏实实学，倒是中国来一个“中体西用”。我们近代以来就这样，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什么也没学到。

　　我们发生的偏差，就是在晚清时候，一种光荣的孤立主义开始形成。以往中国在周边范围内所形成的大国邦交形态被改变，一种富有担当的国际正义开始被摈弃，到了1860年的中国政府就宣布逐步放弃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等到南部的屏障都逐步放弃了之后，我们光荣地、孤立地去搞自己的中原。这种光荣的孤立使得中国对外柔性的扩张结束了，这就是当时发展思路上出了问题。发展是什么？发展不是吞并、失败这些悲情字眼，而是根本上的人类文明共生

　　。（本报记者 杨梅菊 邬骊 采访整理）

　　中国与世界·1911：关键词

　　【作者】章开沅 马勇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院的创始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著作丰厚，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

　　【预言】

　　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有个高级幕僚赵烈文，他的日记现在流传下来，其中披露了一些史料。186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谈到太平天国，谈到京师的种种腐败和破败，不免忧心，忧心打败太平军也挽救不了清朝。曾国藩问赵烈文：这个情况今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赵烈文说，前朝皇帝对国家的恩泽和威望还没有完全消解，大清朝暂时还不能怎样，但50年之内可能会土崩瓦解，事实证明他是个预言家恰好就是50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

　　【条约】

　　中国近代有四大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按照传统的解读，不平等条约是指在签订条约时，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由于缔约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导致最后缔结的条约不平等，因此条约通常都会对某一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产生侵害。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最早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改革】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终于发现了维新这条路。1901年时，中国就在国际压力下踏上了政治改革的不归路。1903时司法独立，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没有了，法院独立，成立巡警，警察体制成立，这种改革对中国意义非常大。另外还有司法改革，让两个法律专家仿照西方法律改造大清律例，废除酷刑极刑，文明对待犯罪；教育改革，1901新教育开始，中央开始成立大学，地方省一级成立高等学堂，府一级中等学堂，县一级小学堂，科举制度被废，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就在这个过程中成立了；政改方面，允许地方自治；1909年咨议局成立，咨议局可以约束行政官。

　　到了1906年以后，晚清的改革一下子就把中国拉到一个现代国家去了。

　　【皇族】

　　在走向共和的环节中，最大的障碍和阻力来自皇族，曾经他们不自由，但当有了获取自由的机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又害怕分享权力。

　　皇族和满洲贵族在原来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也受到很多约束，比如不能经商，只要是享受旗人身份，就只能整天架个鸟笼子转悠，而晚清贵族从政也是一个很短的历史产物，在清朝早期和中期没有这种问题。晚清就从恭亲王开始出问题，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两个人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得了大清国的权力，因为是通过非正常方式得到的，因此对其他王爷也就没有约束力，其他王爷就慢慢渗透到体制里面去了。1888年光绪皇帝亲政，才遏制住了贵族从政的思想，但是他去世后，皇族又进入了政治势力，甚至可以成为积极推动改革的力量，但是因为对君主体制下贵族境遇的未知和恐惧，导致皇族成为过度囤积权力的破坏者。而当所有的利益都被既得利益者阶层垄断了，最后伤害的只能是人民和皇帝。

　　【慈禧太后】

　　今天我们看清朝的种种尝试，可以理解为挽救自己甚至是挽救中国。但当时的内外矛盾步步激化已经严重动摇了清王朝存在的合法性。1908年是重要的一年，慈禧太后死了。慈禧不仅有实权，我们还不能过分低估她，她能在太平天国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跟恭亲王力挽大局，都说明慈禧不是一个一般的宫廷妇女但她的局限就在于她视野不开阔，外界的信息太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慈禧是有可能当核心人物的，但是1900年以后，一切都是面目全非、时过境迁了。

　　【光绪】

　　晚清的几个皇帝中，光绪皇帝是很博得社会舆论同情的。人们普遍觉得他是个好皇帝，他主张对外抵抗，是主战派，读书万卷，锐于变法，但光绪最大的问题就是软弱，他没有自己的爪牙，在宫廷政治的经营上也还不是对手。宫廷太大，光绪又太小，华北滚滚的雷声他都害怕，怕得躲到老师的怀里面，这一点似乎也能看出当时整个满族的衰败，原来马背上的满族已经不存在了，到最后都是些弱不禁风的纨绔子弟。

　　【袁世凯】

　　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我们怀疑袁世凯出山是玩两面派，拿着朝廷压南方的革命党，又拿南方的革命党压朝廷，最后弄成他“欺负孤儿寡母”，把大清王朝给灭掉了。但实际上，袁世凯出山的目的，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最早的动力就是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

　　袁世凯没有离开老家的时候，就一天几个电报，要求朝廷趁着这次危机进行政治改革，把责任内阁建立起来，把国会建立起来。君主国家建立了，南方的危机是很容易化解的。后来他派段祺瑞去做湖广总督，用和平的方式去跟南方探讨和解的可能性。他派代表找黎元洪谈，黎元洪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朝廷要有一个承诺，不能秋后算账。袁世凯说，我以人格和生命来担保，朝廷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袁世凯要求朝廷的改革并不顺利。清廷内部、皇族当中有一拨强硬的人，发展成了宗社党，他们认为不能轻易地对哗变造反的人让步，坚持不改革。这就使南北僵局没有办法因朝廷推动改革而化解。

　　【驱动力】

　　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变革的驱动力，辛亥革命的最大驱动力是哪一群体，这一点至今仍未有定论，台湾有一种说法叫“全民革命”，问题是怎么能全得起来呢？实际上动的人不是很多。但不能否认辛亥革命驱动力量中有人民的力量，这个力量很现实，他们并不一定要建立一个中华民国或者新的政体，他们的希望还只是改朝换代，但是正如所有的群众斗争一样，这一基层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它动摇了旧的统治基础。

　　西方的研究过分地强调了绅士阶层，以耶鲁大学女教授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为例，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影响了整个世界。当时绅士阶层的确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作用，包括办教育、宣传宪政，都是他们在合法完成，但他们不能算是辛亥革命真正的依托，归根到底，绅士阶层最后是顺从形势顺从共和。

　　全面地说，革命力量构成主要依靠的是先进知识分子、少数激进的绅士或商人，参与作战的就是会党、华侨、新军、学生等。而像以前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现在都不说了，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其实是害怕革命的，但既然革命符合其利益，他们最终会赞成，所以到了武昌起义，很多各地的绅商先后归附了共和。

　　【媒体】

　　辛亥时期的媒体对社会改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三民报》、《民呼报》等在传播革命方面的功劳非常大，《民报》、《浙江潮》这一批报纸对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影响亦不可小觑。像以《时报》为代表的当年外交报，都是在晚清时代，追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立场，不会故意和政府作对，但也不怕批评朝政。当时在国内传播的报纸，也在传播一种宪政的思想，改革之后这些媒体也都在积极传播这些东西，没有鼓吹造反革命，可以说晚清时期这些报纸的进步性是非常重要的。

　　【革命党】

　　革命党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清廷不能走向改革。革命党的胸怀也很值得我们尊敬。南方革命党原来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他们眼中，清政府是反动的政府、卖国的政府。袁世凯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南方革命党一直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不可让步、“帝制必须终结”不可让步，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发出通电，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必须做到不侮辱朝廷，否则休谈建立君主立宪国家。段祺瑞在通电中说，你们在海外逃亡十几年，你们的历史是清白的，但我们过去几十年是跟着大清国在干事，你们把我们的历史都妖魔化了。孙中山接到通电以后，连夜讨论，最终达成的结果，就是清皇室优待条件和后来清政府宣布的退位诏书，还有给人民发一个公开信性质的文件，这几个文件里再也没讲清廷是反动政府、是腐朽政府，也再没讲“驱除鞑虏”问题，这是一种很大的让步

　　。（本报记者 杨梅菊 采访整理）

　　崛起·2011～：辛亥精神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模式

　　【作者】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震撼》、《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今天仍有启发，是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用大历史观理解辛亥革命及其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我基本同意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也就是把自辛亥以来的历史大致看作是一个整体。而若从中国崛起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使中国人民醒过来了；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从“醒”到“站”，再到“富”，中国崛起的一步步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大历史脉络，但中国模式主要还是形成于1949年以后。

　　六十余载建设之路

　　首先要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这期间进行的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扫盲运动等，都为后来的中国崛起做了重要准备。对比印度这样的国家，它没有进行真正的土改，没有真正废除种姓制度，没有进行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扫盲，因此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比中国落后很多。另外，前30年还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础。

　　当然，前30年也走了不少弯路，留下了深刻教训：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有着过于完美的设想，而且不少方面操之过急，结果适得其反，遭受了巨大挫折。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通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的步伐和思路。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模式的这套做法逐步形成了。

　　我自己把中国模式归纳为8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是“实践理性”。西方主导的改革是从“修宪”开始的，而中国则是从“试验”开始，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但总体来讲，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用比较谨慎方法推动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灾难发生。

　　中国模式中“对外开放”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比西方“三人行，我必为师”的文化，中国文化和民族的特点是愿意学习别人的长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文化，也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试想想，如果当年中国在明朝时期没有闭关锁国，那么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要么是中国内部发生工业革命，要么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中国及时跟上。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原本领先着的中国便开始落后了。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向其他国家学习了很多东西，并且是全方位地学习。比如，兴建特区，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比如，城市管理，需要供水、供电、医疗系统等很多部门的协作。西方现代城市的历史比我们悠久，我们派出了大量代表团去国外参观学习。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以城市治安为例，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治安好于西方多数国家，特别是好于美国。中国学习了他国的长处后，能够结合自己的优势，力争超越别人的模式。以上海为例，无论是机场、地铁、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软件”，上海均超过了纽约。

　　我有时也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这是相比其他模式而言的。虽然我们的模式也有缺点，但比较下来，我们的相对好一些。所以我们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成绩给全世界带来了震撼。但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也有自己的弱点，而且其弱点往往是和优点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特点是强势政府，我们政府所做的事情比一般国家政府多得多。从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我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他们的作用值得肯定：使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使中国避免了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

　　但与此同时，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政府的干预应该有合理的边界，这方面我们还在摸索。尤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有时政府干预太多，容易造成腐败。

　　汶川震后秩序与美国灾后犯罪

　　事实上，今天从中国模式形成后回溯历史，社会发展的规律一直在提醒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的发展？如何去理解辛亥革命所留下的宝贵财富？

　　客观地看，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经济上，当时在江浙等地区，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国民政府也为此有一些相应的鼓励政策。在教育方面，西南联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文化方面，我们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作家。但是，中国仍然无法摆脱自己“东亚病夫”的悲惨处境。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对中国今天仍有启发，是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毛主席曾经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当然，今天中国还在探索，形成怎样一套制度能把民主做得更好。

　　判断一种模式能否发展下去，关键是要看它能否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这方面，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在认识到问题、达成共识后，纠正问题的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得多。比如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大多数国家几乎都经历了先发展再治理的过程，而从治理效果来看，中国模式的治理效果是较大的。这两年我们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应用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如果按美国模式，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来改变美国人自己极度浪费能源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中国模式能够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方法，但是需要时间。

　　同样还有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道德滑坡问题。我们过去穷怕了，现在市场经济下的物欲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慢慢随着国家崛起，随着教育的深入，这些问题应该都能逐渐克服。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如自强不息、以诚待人、勤俭持家、同舟共济等，即使在道德严重滑坡的今天，这些传统理念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汶川地震时，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抢劫、流氓犯罪，对比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上百起、上千起的流氓犯罪、抢劫事件。因此，中国应该把自己的文化底蕴调动和激活起来，最终可以制止道德滑坡。

　　中国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

　　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变，外部看中国的视角也在变。最近几年有两种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很多政治家、学者都没有想到，中国这么大国家能够迅速崛起。他们一直觉得，只有中国照搬西方的制度才能发展。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一下子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其实苏联早些年的解体已经说明，中国如果照搬西方模式，最终的结局可能也是国家解体。中国必须结合自身的民情国情、走出中国特色的道路。

　　唱衰之所以一直存在，一方面由于西方对中国有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是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存有很多问题，导致大量的西方专家老是误读和误判中国。不过，自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来，虽然还有“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西方大多数人也不相信这种观点了。就像喊“狼来了”，一直喊，但是狼没有来，中国反而越来越强大。其实，中国国内也有人对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表示担忧，但是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中国内部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这是因为，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是中国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大势”，“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势，谁也阻挡不了。

　　相形之下，“中国威胁论”未来会随着中国崛起更加甚嚣尘上。这一论调的背后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庞大的军火工业利益集团。他们没有敌人也要创造一个敌人，为自己谋利，因此这种矛盾可能是结构性的。只要美国的军火利益集团继续左右或影响美国的政治，那么“中国威胁论”就将继续。

　　总体来看，过去20年，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有乐观的。而悲观的都错了，乐观的大都对了。我个人对中国的未来很乐观。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简单的GDP增长，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崛起。这种国家有自己的发展周期，中国现在还处在国力全面上升的阶段。

　　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按购买力平价算，将超过美国。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多数人看问题的心态、西方看我们的心态都会发生大的变化。西方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原先所回避的问题，包括1949年中国革命对中国、对整个人类的意义。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大的错误，我们就可以沿着中国模式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实现中国全面崛起的目标，所以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

　　。（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

　　中国与世界·2011：关键词

　　【作者】杜平 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

　　杜平，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曾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欧盟和北约首席记者，1995年起供职于《联合早报》。2010年起担任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曾获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站在2011年的时间节点，我们会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从来没有如此迅速。当全球化让地球成为一个村落的时候，中国与世界也正变得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展望未来的100年，人们也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新中国】

　　62年前的10月1日，天空下了点小雨，之后晴空万里。当天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历经一百多年的分裂、割据、混战后，中国终于以一个全新的、统一的国家形象亮相于世界。

　　没有国家独立、主权独立，就谈不上国家建设。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结束了旧中国失败、屈辱和黑暗的历史，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开启了历史新纪元。

　　【两弹一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三年后，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在当时国内经济条件、技术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中国取得的“两弹一星”成就，震惊世界。

　　“两弹一星”的成功令美国和苏联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一事件在中国崛起历程中具有现实和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外交奠定了一定基础：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大国，这是中国回归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利条件之一。

　　【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会议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画卷逐步展开。

　　实际上从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上台开始，新的治国方向便逐步清晰化。中国开始摆脱过去的治国方式，国家的命运随即发生改变。可以说，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树立了一个赢得多数国家尊重的、乃至敌人都尊重的大国形象。1977年开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崛起，不只是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变化，对世界的态度也在逐步变化。从此以后，发展的思路是开放，是向西方学习，而过去，对西方是一味排斥。

　　【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一词，1979年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在深圳实施。按其实质，经济特区也是世界自由港区的主要形式之一。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特区”得到进一步推广：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这两省的“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经济特区”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妥协的过程。在当时的环境里，在全国进行这样的尝试非常困难。所以在巨大的传统阻力下，先进行试点，然后说服更多的人相信这条路是对的，达到自我说服。“经济特区”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上的经济特区，实质上是政治上思维理念上的概念。是自我革新，自我说服。

　　【港澳回归】

　　1982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从北京“铩羽而归”，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开始进入倒计时。

　　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两年后，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香港、澳门，拉开了中国“一国两制”的实践序幕。

　　港澳回归也是在象征意义上的中国崛起。只有中国崛起以后，有这样的实力，外交上才能顺利实现这样的目标。港澳回归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屈辱历史彻底翻过。不过，港澳回归给中国崛起会带来多大积极意义，将来还会有更多认识。

　　【WTO】

　　经过数年谈判，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是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加入世贸是中国开放的一面，关键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从此融入世界经济。现在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和大量的外汇储备，没有加入WTO就做不到。另外一面，中国怎么接受外部的规则，并用这些规则为自己服务、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

　　【北京奥运会】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拉开帷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两年后，上海市成功举办了世界博览会。

　　从中国人的角度考虑，奥运会和世博会都是一个窗口，展现了民族自豪感。它们都是中国崛起的结果，是中国展示软实力的国际平台。

　　【世界第二】

　　2011年初，日本公布2010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此前，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后，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行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屹立不倒。今年欧美债务危机中，欧美人不自觉地再次将眼光投到中国，希望中国“帮助”他们。

　　在历史上，欧美经济危机，只有欧美人才有可能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制定国际秩序。2009年伦敦20国峰会，中国参与了国际金融方面的规则制定，作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之一。中国加入了20国集团，成为其中很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崛起非常重要的标志。当然也是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果所导致，这个事件本身说明了一点，在全球经济动荡中，中国不仅能自保，还能成为带动欧美经济的引擎。

　　【航母】

　　从“小米加步枪”到第一艘航母，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效率举世惊叹。迄今，解放军武器装备建设已实现了结构上简单到复杂、性能上低级到高级、组合上单一到系统、体制上繁冗到统一的目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武器装备体系，某些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今年8月10日，中国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首次试航，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又一个代表事件。

　　中国航母和其背后的中国国防力量发展是中国“硬实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在防御能力方面，正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十二五规划】

　　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绘就的宏图中前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部署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新的发展方向。过去三十年，主要依赖对外出口，外向型经济，虽然为国家实力增加很多，但是不完整的。最有实力的国家，不仅自己要出口，还要成为别人所依赖的市场。未来若扩大内需、中西部发展起来，经济转型成功的话，将是中国另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目前已经走到瓶颈，发展的空间不是很大。所以持续性发展还是要从内部做起。一方面，从经济实际来讲，稳固自己本身的市场，使自己的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中心；另一方面要落实到“人”，贫富差距减少，使更多的人富裕起来、生活改善。“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说明：经济转型的目的不仅是经济，还要改善人民福利，民生

　　国际先驱导报（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