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上下三百年——中国与世界

　　辛亥上下三百年——中国与世界

　　“百年锐于千载”。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对19世纪的描述。而20世纪初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那场革命及革命后至今的一百年，更何尝不“锐于千载”？

　　在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所创始人章开沅先生看来，思考辛亥革命必须要“上下延伸”和“左右会通”。辛亥革命不只是1911年10月10日那一天、那一年发生的，其前因后果乃至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都不可估量。辛亥革命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革命，不仅整个过程都有着海外支持者参与其中，辛亥革命本身也是中国对世界全球化的一次自觉、理性的回应。

　　故此，本报特邀章开沅、马勇、喻大华、张维为、杜平、冯佐哲多位学者，从纵贯三百年的历史坐标、在中国与世界的时空中，重磅研读辛亥革命之意义。

　　一场革命的三百年因果

　　【作者】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辛亥革命研究所的创始人、现任名誉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个时间背景下，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名目繁多，但在研究辛亥革命如何深入的问题上，我认为，今天人们看待辛亥革命，要从“上下三百年”入手。

　　提出这个概念有几层意思，第一是从学术研究来讲，辛亥革命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过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就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仅把辛亥革命作为1911年产生的一个事件来看，研究得虽然比较深比较细，但多少有点就事论事。

　　很久以前，我在思考辛亥革命如何深入时，就提出“上下延伸”和“左右会通”，而去年谈辛亥百年，更是触发了我这一想法。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辛亥革命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三个一百年，一百年是因，一百年是果，一百年是未来，在大因果观和预测方面至少能做一些工作，这是学术上的考虑。

　　另外从现实生活角度考虑，辛亥革命不是从1913年或者是孙中山死去后就没有了，它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其后的这一百年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子或者遗产，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很多，如果不放开眼界来看是看不清楚的。

　　而从空间来讲，不仅一百年要作为一个整体，还应该把整个大中华区、两岸四地都放在一起研究。现在不少执政者都把自己看成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当然中间也有超越，成绩更加辉煌。这都是孙中山生前所没有预想到的，但是你也不可能不看到孙中山的开辟之功，乃至他留下的遗产的深远影响，所以这两个方面都要扩展。

　　而我在这过去的两百年后又多加了一个一百年，那就是未来一百年，原因在于我们研究了半天历史，最终要立足现实并面向未来。

　　人类怎么走？我们怎么过？对我们研究辛亥百年也会有很多的帮助。我就是基于这个想法，提出三个一百年。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为孙中山。

中华民国开国之日，《民立报》首页刊出的孙中山像。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

　　百年锐于千载

　　在《民报》1905年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把19世纪形容为“百年锐于千载”。这个“锐”字用得非常好，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深度，还有一个是迅猛的程度。

　　那一百年确实是这样的——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整个世界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生产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一百年既然是如此，我们回想辛亥以后的这一百年，岂不更锐于千载。这一百年比前一百年发展得还要快，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而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也会在未来一百年中产生结果。

　　前一个一百年——1811年，当时清朝处于嘉庆年间，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和辛亥革命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赶不上孙中山的原因，孙中山是想到了。他的百年锐于千载就是总结整个19世纪，里面有经济的发展，有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有社会上的进步及其存在的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海外市场的扩大，如果概括起来，那100年也是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100年。因此，我们未尝不可将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反响。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应该何去何从，孙中山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1906年伦敦蒙难后，他就待在那里继续做研究，他广泛阅读以增加对西方的了解，还结交各个方面的政治活动家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所以以前我们把三民主义想得太简单了，它的背景来源非常庞杂——如果不了解这100年的发展，不了解这100年里世界如何变化、中国如何变化，就很难真正理解孙中山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以及他本人经受了什么影响。如果把这些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对辛亥革命的因有更深入的领悟。

　　一次世界级的革命

　　说起辛亥革命的世界性，台湾有个学者叫朱宏源，他称辛亥革命为世界级的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对世界全球化的一次回应，本身就具有世界性，但它和义和团不一样，辛亥革命不是自发的低级的错误的回应，而是自觉的、经过理性思考的回应，而孙中山也是第一个堪称世界公民的领袖。

　　朱宏源说，之所以称其为世界级的革命，有很多具体内容，他在西方的基督教会材料里发现很多外国传教士是支持辛亥革命的，这说明辛亥革命不仅有内力，还有外力。像戊戌变法也有世界因素，它参考了日本的维新，也参考了俄国的变法，也有传教士的参加。但是辛亥革命还不一样，后者是更完整更全面地把自己放在世界中间来寻求民族的走向。所以辛亥革命当然可以称为世界级革命。

　　我们强调辛亥革命在属性上的世界性，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对于其所在世界产生的影响。当时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世界了，就拿辛亥革命本身来讲，同盟会的纲领形成于欧洲（伦敦），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有日本的朋友参加，另外他们又跟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南亚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都有联络，同盟会成立后最早一个大的行动就是支持菲律宾起义。所以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来，证明辛亥革命孙中山的影响很大，越南是直接受影响的，还有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朝鲜等等。

　　当时辛亥革命也是一个破天荒的革命了，那个时候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要皇帝的革命，确切说起来就是三个，一个是法国大革命走向共和，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设立总统，第三个就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不管是政体还是国体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它是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同时促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独立运动的潮流。

　　而说起世界性，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的意义就出来了，他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夸大的。尽管是暂时的成功，但也是开天辟地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在说“通过辛亥革命，中国使自己真正融入世界”时，必须要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融入。以前中国也有融入，例如中国成为市场成为殖民地，成为势力范围，那是被迫融入。再从文化传播来讲，不仅是西学东渐，文明潮流东来，中国受到各种影响。但辛亥革命则是从体制改革方面作了全面推动。之前那些革新都是某一方面，经济的、文化的、或者宗教的，但始终缺少体制上的变革，而辛亥革命则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实现其融入。我比较认可此种说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全面走上现代化道路或者全面现代化的起点，政治经济文化都包括在内，特别是核心政治体制也包括在内。（本报记者 杨梅菊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