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上下三百年——中国与世界

　　崛起·2011～：辛亥精神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模式

　　【作者】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专家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震撼》、《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今天仍有启发，是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用大历史观理解辛亥革命及其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我基本同意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也就是把自辛亥以来的历史大致看作是一个整体。而若从中国崛起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使中国人民醒过来了；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从“醒”到“站”，再到“富”，中国崛起的一步步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大历史脉络，但中国模式主要还是形成于1949年以后。

　　六十余载建设之路

　　首先要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这期间进行的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扫盲运动等，都为后来的中国崛起做了重要准备。对比印度这样的国家，它没有进行真正的土改，没有真正废除种姓制度，没有进行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扫盲，因此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比中国落后很多。另外，前30年还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础。

　　当然，前30年也走了不少弯路，留下了深刻教训：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有着过于完美的设想，而且不少方面操之过急，结果适得其反，遭受了巨大挫折。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通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的步伐和思路。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模式的这套做法逐步形成了。

　　我自己把中国模式归纳为8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是“实践理性”。西方主导的改革是从“修宪”开始的，而中国则是从“试验”开始，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但总体来讲，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用比较谨慎方法推动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灾难发生。

　　中国模式中“对外开放”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比西方“三人行，我必为师”的文化，中国文化和民族的特点是愿意学习别人的长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文化，也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试想想，如果当年中国在明朝时期没有闭关锁国，那么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要么是中国内部发生工业革命，要么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中国及时跟上。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原本领先着的中国便开始落后了。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向其他国家学习了很多东西，并且是全方位地学习。比如，兴建特区，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比如，城市管理，需要供水、供电、医疗系统等很多部门的协作。西方现代城市的历史比我们悠久，我们派出了大量代表团去国外参观学习。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以城市治安为例，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治安好于西方多数国家，特别是好于美国。中国学习了他国的长处后，能够结合自己的优势，力争超越别人的模式。以上海为例，无论是机场、地铁、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软件”，上海均超过了纽约。

　　我有时也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这是相比其他模式而言的。虽然我们的模式也有缺点，但比较下来，我们的相对好一些。所以我们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成绩给全世界带来了震撼。但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也有自己的弱点，而且其弱点往往是和优点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特点是强势政府，我们政府所做的事情比一般国家政府多得多。从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我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他们的作用值得肯定：使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使中国避免了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

　　但与此同时，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政府的干预应该有合理的边界，这方面我们还在摸索。尤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有时政府干预太多，容易造成腐败。

　　汶川震后秩序与美国灾后犯罪

　　事实上，今天从中国模式形成后回溯历史，社会发展的规律一直在提醒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的发展？如何去理解辛亥革命所留下的宝贵财富？

　　客观地看，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经济上，当时在江浙等地区，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国民政府也为此有一些相应的鼓励政策。在教育方面，西南联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文化方面，我们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作家。但是，中国仍然无法摆脱自己“东亚病夫”的悲惨处境。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对中国今天仍有启发，是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毛主席曾经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当然，今天中国还在探索，形成怎样一套制度能把民主做得更好。

　　判断一种模式能否发展下去，关键是要看它能否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这方面，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在认识到问题、达成共识后，纠正问题的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得多。比如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大多数国家几乎都经历了先发展再治理的过程，而从治理效果来看，中国模式的治理效果是较大的。这两年我们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应用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如果按美国模式，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来改变美国人自己极度浪费能源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中国模式能够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方法，但是需要时间。

　　同样还有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道德滑坡问题。我们过去穷怕了，现在市场经济下的物欲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慢慢随着国家崛起，随着教育的深入，这些问题应该都能逐渐克服。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如自强不息、以诚待人、勤俭持家、同舟共济等，即使在道德严重滑坡的今天，这些传统理念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汶川地震时，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抢劫、流氓犯罪，对比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上百起、上千起的流氓犯罪、抢劫事件。因此，中国应该把自己的文化底蕴调动和激活起来，最终可以制止道德滑坡。

　　中国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

　　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变，外部看中国的视角也在变。最近几年有两种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很多政治家、学者都没有想到，中国这么大国家能够迅速崛起。他们一直觉得，只有中国照搬西方的制度才能发展。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一下子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其实苏联早些年的解体已经说明，中国如果照搬西方模式，最终的结局可能也是国家解体。中国必须结合自身的民情国情、走出中国特色的道路。

　　唱衰之所以一直存在，一方面由于西方对中国有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是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存有很多问题，导致大量的西方专家老是误读和误判中国。不过，自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来，虽然还有“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西方大多数人也不相信这种观点了。就像喊“狼来了”，一直喊，但是狼没有来，中国反而越来越强大。其实，中国国内也有人对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表示担忧，但是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中国内部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这是因为，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是中国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大势”，“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势，谁也阻挡不了。

　　相形之下，“中国威胁论”未来会随着中国崛起更加甚嚣尘上。这一论调的背后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庞大的军火工业利益集团。他们没有敌人也要创造一个敌人，为自己谋利，因此这种矛盾可能是结构性的。只要美国的军火利益集团继续左右或影响美国的政治，那么“中国威胁论”就将继续。

　　总体来看，过去20年，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有乐观的。而悲观的都错了，乐观的大都对了。我个人对中国的未来很乐观。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简单的GDP增长，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崛起。这种国家有自己的发展周期，中国现在还处在国力全面上升的阶段。

　　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按购买力平价算，将超过美国。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多数人看问题的心态、西方看我们的心态都会发生大的变化。西方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原先所回避的问题，包括1949年中国革命对中国、对整个人类的意义。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大的错误，我们就可以沿着中国模式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实现中国全面崛起的目标，所以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