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上下三百年——中国与世界

　　封闭·1811：紧锁大门的东方帝国

　　【专家简介】

　　冯佐哲，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专家，著有《和珅评传》、《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真实的纪晓岚》等。

　　“回过头去看，中国的19世纪堪称一个悲剧的世纪，这是一段未曾被预料更前所未有过的衰败。旧秩序的维持者做着顽强抵抗，但最终都无济于补。大清帝国相较外国的优越感与强势，清朝皇帝的中央集权，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一个接一个地沦陷。”《牛津中国史》如此评价辛亥革命前中国所经历的百年悲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谢来发自北京 从辛亥革命向前翻开一百年，是嘉庆十六年。这一年，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嘉庆皇帝给出的理由是：“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

　　嘉庆帝所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西洋人掌握的已不只是“熟习算法，推步天文”之术。当暮年的清王朝依旧沉睡时，西方国家正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一路高歌猛进，收获工业革命的硕果。而即便从未获邀请，信仰利益与金钱的“海上十字军”亦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了东方帝国紧闭的大门。

　　错位的对话

　　1792年9月26日清晨，英国朴次茅斯港的薄雾还未散去，皇家战舰“狮子号”、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三桅船趁着早潮起锚离港。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的庞大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斯当东男爵，访华的成员共有八百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不难想像大英帝国对此次访问寄予的厚望：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出访前的记录如数家珍：“把我们的最新发明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他精心挑选的使团成员中，还包括艺术家和学者，为首的是擅长机械和光学演示的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没有人比他更能叫中国人欣赏最新的热气球和复滑车的性能的了”。

　　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船队在澳门靠岸。1793年9月，马戛尔尼、斯当东和随员们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正在双方都兴致勃勃等待正式会见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分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认为，向中国皇帝叩头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尊严，他主张朝见时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分歧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至今仍有争议，据英国方面记载，英使最后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但中方文献中则提到使团正使行礼如仪。

　　叩头风波虽只是个插曲，随后马戛尔尼提出的七项要求，如多口通商、贸易减税、允许传教等完全遭到乾隆的拒绝。而英国人引以为傲的热气球和蒸汽机，更丝毫没有引起乾隆的兴趣。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费尔班克这样解释清政府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外交：“19世纪早期的中国视自己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在处理和外国人的关系时，中国一直将自己至于中央的优越位置。”因此不管是英国还是之后的荷兰使团，他们来自何方，带来了什么都不重要。

　　同样，当1815年滑铁卢一役打败拿破仑后，英国内阁向清朝政府宣告法兰西帝国的崩溃，希望籍此证明自己的强大，得到的回答却是：“尔国远隔重洋……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英国使团的真正收获

　　尽管马戛尔尼的失败让英国感到颜面无光，但二十多年后，为再次敲开对华贸易的大门，英国还是决定派出一支新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他挑选的副手，正是当年马戛尔尼的侍从，斯当东男爵的儿子小斯当东。

　　上次访问途中，还未成年的小斯当东习得中文，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9岁时，小斯当东开始用10年的时间翻译出版《大清律例》。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于6月底到达中国海，在那里同小斯当东会合。

　　但这一次，同样还是叩头的问题，成为使团和清朝官员的最大分歧。尽管英国方面有人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小斯当东则坚持：“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临到接见当天，礼仪之争再加上带领觐见的官员不得要领，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嘉庆帝以为英使傲慢，目无圣驾，大为光火，于是取消陛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相比起来自遥远夷国又不懂大清礼仪的使节，嘉庆帝有更多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继1805年的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1813年北方又爆发天理教起义，还一度在太监接应下杀进皇宫，令嘉庆帝大惊失色，感叹“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因而清政府在1816年加强保甲制度，十家为牌，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首报。

　　在中国社科院清史专家冯佐哲看来，两次皆无功而返的英国使团并非全无收获，马戛尔尼从陆路离开北京南下时，沿途了解到中国的内部情况和社会民情，看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显现出的颓势和外强中干，并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这为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准备了条件。

　　冯佐哲指出，从乾隆到嘉庆，他们都和之前的封建帝王一样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老大帝国。因此乾隆皇帝认为中国不需要和外国做贸易交流，断然拒绝英国的通商要求。清政府的盲目自大，封建专制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中国错过接触西方的机会。

　　无谓的挽危图存

　　此时的西方已经在蒸汽机的推动下前行。1807年和1814年，蒸汽机开始驱动轮船和火车；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斯托克港正式投入使用，在此前半个世纪由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成功改良，整个西方世界发展陡然提速，蒸汽机在交通运输业中的应用，使人类迈入了“火车时代”。

　　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力难以估量。以纺纱为例，清朝手工纺车一人一次纺1根纱，而当时英国进化到纺纱机，同时纺出400根纱，而且质量有很大提高。一个英国工人能一次完成清朝几十名甚至几百名工人的产量。以生铁产量为例，1720年英国年产生铁只有2.5万吨，工业革命后，到1840年增加了55倍。

　　“当近代科学正在西方方兴未艾时，它在中国却那么难产，而始终未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动力，致使中国在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能和世界先进潮流保持同步。”冯佐哲在《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如此总结。对于工业革命后西方科技方面的进展，清王朝并没有很好地为我所用，西方传教士在宫廷也只能为帝王设计钟表，从事气象观测。西方技术仅供皇帝玩乐，没有用于社会生产，特别是未能推广到民间，导致科技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令中国错过了技术发展的机会。

　　更严重的危机还不在于技术的落后。“嘉庆执政时是一个困顿的时代。”清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这样评价19世纪初的清朝执政者：“在其执政的前期和中期，嘉庆都在试图挽危图存，重振雄风，但是体制上的问题是嘉庆处置不了的，如专制带来的腐败，嘉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国家的主人虽也受腐败之害，但同时也得专制之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喻大华指出，也正是在嘉庆这一朝，英国工业革命见效时，中西国内的差异迅速拉开。对此嘉庆皇帝一无所知，继续闭关锁国，所以才会有清王朝对西方使团的排斥，对中外贸易的冷漠，对外国商人来华的限制，对西方科技的漠视……

　　毫无准备的虚弱巨人

　　即便紧闭大门，对来访者冷眼相待，严禁洋人潜住内地，西方人还是轻易察觉到了清王朝的没落。

　　小斯当东在1810年写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满足于它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工艺人才……” 马戛尔尼的观点更尖锐刺耳：“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法国作家佩雷菲特指出，马戛尔尼失败的中国之行让欧洲不再迷恋中国，这个远东帝国并不像一些传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也正是在读完老斯当东对中国之行的描述后，黑格尔得出了对当时中国简洁明了的看法：它翻来覆去只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尔班克也认为，近代帝国主义能在中国肆意横行，根本上源自封建王朝自身的顽固不变：19世纪初的中国依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模式，广袤的疆土使得其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影响；军事上，打败俄罗斯的几次战役使得中国至少表面上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令清朝统治者对外来政治理念几乎完全绝缘；对外贸易只占到其经济微不足道的地位；因而清朝政权的主要考虑是如何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的秩序，西方人在清朝统治者眼中，也只是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

　　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落后，同样还有道德的沦落——爱国主义的缺失，如中国人无所顾虑地参与涂害国人的鸦片贸易；以及特权统治阶层对底层苦力的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压榨……种种弊病都可以归纳到“封建制度”的名下。

　　费尔班克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清朝政府对于和西方的接触几乎毫无准备，而此时踏进中国国门的访客，已不再是前来臣服的落后夷族，而是正大踏步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