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

　　中南海与杜润生

　　1980年代，张木生进了中南海，先后在社科院农经所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润生是他的直接领导，也成为对他日后影响最大的人。

　　杜润生是一位极具独立精神的老人，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时，他的言论为陈伯达所厌恶。陈对毛泽东说，在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背后有一个摇羽毛扇的更可恶，就是杜润生。毛说我知道这个人，精通马列，善于结合实践，土改三步走就是杜的一大发明。

　　毛专门把杜润生找去谈话，聊至高兴处还一起吃了红烧肉和臭豆干。在谈话很融洽时，毛泽东突然问了杜润生一个问题——如果中共内部出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争，你会支持谁。杜沉吟了半刻，毛大笑：“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支持布哈林。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什么错？可斯大林重工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却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大格局决定小环境，必须怎么干决定只能如何想。”

　　在杜润生身边，围绕了一大群年轻人，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王岐山等都在“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工作。尽管这些人日后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当时却都能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

　　张木生对在农村组的经历十分怀念。80年代的中国经历着思想上的洗礼，但普遍都有共识——中国必须改变。

　　杜润生要求年轻人必须沉到基层调研，只要没孩子，不管结婚与否都要在基层至少待半年。张木生回忆说：“上通红墙，下通工厂车间，下通农户。每次回来之后，在中南海里头的对策，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一次汇报，农村组提出为“稳一块，活一块的粮食政策”，中央手中至少要保证粮食1280亿斤，剩下的放开市场，取消粮票。一位素来以解放思想闻名的最高领导人听闻之后，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还这么保守，中央认为1000亿斤就够了。年轻人拍案而起：“这是我们搞了几个月的调研然后做的模型，怎么你说改就改。”领导人马上站起来，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慢慢听。出门之后，杜润生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

　　张木生依然对毛不理解，每次争论时，杜润生就要求他以毛的角度去回顾当时历史事件，张很困惑：“我一穷插队的干嘛想这些？”但杜要求他们这么想问题，国际、国内，换位思考。

　　杜润生一直教育这些年轻人：“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这个世界能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我们不管想什么干什么，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别的怎么都不重要。”

　　当另老共产党员谢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写了文章回应，他说：“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张木生承认自己现在提出再举新民主主义，是受到了杜润生的影响（杜重提新民主主义也受弟子们影响，张就在十年前多次与杜讨论过“新”论）。2007年杜润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受政治风波影响，“三所一会”在90年代初被解散了。张木生依然记得当时中央来人宣布的第一句话：“为了加强农业，中央决定撤销农研室。”他想说的是：“那5个一号文件谁能推翻？在中国起的作用谁能代替？近年投票选举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参加了，得票第一多的还是我们杜老。”

　　超越左右

　　三所一会解散时，张木生已是司局级干部。他被安排到《中国税务报》当总编，过了不久，经胡锦涛同志批准，被点将至西藏林芝地区当专员。

　　张木生自评喜欢把观点讲出来，但这里毕竟不是三所一会的时代。“我们官场的规矩要明白什么让你说，什么不让你说。像有些人那么好，十年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说过一句自己的话，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不属于那个类型。”

　　他先被安排去海南要债，西藏当时在海南有巨额投资，张木生请陈小鲁帮忙一起讨债。等他回到西藏后，发现很难与这里的环境相适应。在当地干部之间的纠纷处理上，他显得过于不听从领导指示，甚至与上级个别领导发生冲突。

　　两年驻藏结束后，他本有希望在安徽任职，并且与安徽一二把手谈好。组织上依然希望他回藏工作，张木生拒绝了。他被组织部告知，如果拒绝就是离开了后备干部队伍，今后就没办法再回来，张木生的选择是回税务总局。

　　对于仕途，他说：“我们在处理很多干部的问题上，就是武大郎开店，只能上比自己矮的。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按刘源的话，以前毛主席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地委书记，而我们现在选干部就跟拍瓜一样，他说熟就熟，结果一切发现生瓜，扔。”

　　“超越左右”和“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成为张木生理论的标签，从西藏回来之后，他在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他撰写了系列文章开始论述新民主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的迫切性，直到今年出版了《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的言论被多方关注，却罕见有分量的回应，虽然张黎上将、左中右代表人物都与他在卫视上有对话，但都无最高层的媒体参加。《炎黄春秋》主编吴思撰文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这与张木生核心观点形成了鲜明比对，张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世界上经济和政治的任何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中国既不能走西方普世价值的路线，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传承，更不能走苏联改革路线，因为没有苏联强大的生态底座来支撑。对于国际媒体热议的“龙象之争”，他反问：“中国愿意当印度吗？”

　　很多人关注张木生，是把他作为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一位观察家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时候政治运作的重点在于先获取权力，再选择合适的理论。张木生的理论代表了很多红二代的思想，但以此为根据推断日后政治趋势，则是判断反了方向。

　　和他的批评者一样，张木生对当下社会矛盾保持了足够的关注。在一个各方寻求解决之路的时刻，张木生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书生论政还是成为某种行动的纲领，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