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使者

　　生死使者

　　多年来，深圳市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时常在两种遭遇中游走：她被信任、被感激，是帮助他人延续生命的“贵人”；有时，她又是“不吉利的人”，一个傻子，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而她也在生死之间，感受着器官捐献制度的困扰，与人情世故的纠结。

　　本刊记者/陈薇 （发自深圳）

深圳儿童医院，高敏在白血病男孩的病床旁陪伴着他。摄影/ 陈以怀

高敏和男孩母亲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摄影/陈以怀

　　一双稚嫩的眼睛下方，是被烧出大片黑色溃烂的唇角,形若枯枝的小手，耷拉在因发炎积水而肿得发亮的肚子上——走进病房看到这情景，高敏心里明白，这个罹患白血病的4岁男孩，即将离开这世界。

　　她又出现了。医院里有护士窃窃私语，打量着她。

　　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她——高敏，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一个傻子，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

　　“你看，他的眼睛多漂亮”，拿出儿子的身份证，4岁男孩的母亲开始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她越写越慢，仿佛笔尖透过纸背，割上心头。高敏伸手揽住她的肩膀，两人都红了眼睛。

　　这些愿意捐献遗体器官的病人或家属，只有在电话里听过高敏沙哑的北方口音后、在面对面坐着一同落泪后、在由她代办大至转院小至买车票等诸多事宜后，才会慢慢建立起对她的信任，并且，依赖她。

　　多年来，她就时常在这两种遭遇中游走。撕扯与矛盾，最终让高敏感觉到蚍蜉撼大树的无力，“对我来说，每一例器官捐献，其实都是一个难题”。

　　稀里糊涂成为协调员

　　离开医院，高敏将男孩的身份证复印件、志愿书等资料一股脑儿地塞进双肩包。背包足有20多斤，她掂了掂，似乎很是欣慰，“还好，不沉”。

　　尽管医生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但死神何时带走那个男孩，谁也无法预测。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0条规定：“摘取尸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在我国，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然而，一旦心脏停跳，没有血流经过的器官将很快衰竭。于是，她不得不把意向捐献人的所有资料装进背包，在接到坏消息后，争取时间、立刻出发。

　　不过，背包容易出汗，为防止感冒，她采取了简易的保护措施：将一条毛巾搭在后背，边角搭在T恤领口外。T恤，永远是那件带有红十字会标志的白色志愿者上衣。这也是经验所得，因为有助于“身份验证”。

　　起初，一些医院还不熟悉高敏。给了身份证、志愿者证，甚至亮出她获得的“道德楷模”证书，医院还是怀疑。最后，高敏不得不当场上网搜索出一些有名有姓有照片的报道和网页，医院这才相信她。

　　双肩包、白T恤、牛仔裤和球鞋，高敏以这样的标准装扮常年行走在路上。除了每月由红十字会报销300元电话费和一些打车费外，她没有一分钱酬劳，生活费全靠在深圳的妹妹接济。好在她自己花销不多，出门靠一辆别人送的自行车，还习惯了不吃中饭。

　　她说这是“锻炼”出来的，“小时候家里穷，上学时也不吃早饭。而且，中午吃了饭，不是会更累吗？”

　　44年前，高敏出生于山东省商河县农村。26岁时，她离了婚，为帮妹妹带孩子来到深圳。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踏上了买菜路上的献血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2000年参加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次献血者联谊晚会时，她就着黑暗的灯光填了一张表，“稀里糊涂”地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

　　1999年，深圳有了第一例眼角膜捐献。但直到2005年，高敏才开始对器官捐献有所了解。那年夏天，在红十字会值班时，高敏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省天门市的电话。一位名叫金省的18岁女高中生，遭遇车祸后脑死亡。她的妈妈曾在深圳打过工，自愿捐献女儿的多个器官。

　　“她那么聪明、那么漂亮，用她的器官救活的人肯定也一样，这样，我的女儿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电话里，这位妈妈边哭边说，恳求高敏帮忙的声音却异常坚定。

　　“处于极度悲痛的时候，妈妈会把一种寄托和希望想得特别美好”，同为母亲，高敏有了帮助她完成心愿的责任感。她被打动了。自此，她进入了这个以前“提起来就瘆得慌”的领域。

　　而现在，她经历的似乎又太多了一点。

　　小女孩喝的汤太烫，食道肿大引起呼吸窒息，没了；司机为车胎充气，内胎爆炸将人甩出几米远，也没了；还有一次，她才帮一位捐献者填好志愿书，正慢悠悠坐着公交往家走，一个电话过来，刚才还精神着的病人也没了。

　　就在这一次次触摸死亡的过程中，高敏从只会做饭看孩子的家庭保姆，渐渐成长为知道如何陪笑脸、如何安慰家属、如何请领导出面协调关系等诸多杂务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