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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老土”的孙焕平在宣讲食品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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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老土"的孙焕平在宣讲食品安全。 |
孙焕平是江苏淮安市一个普通的农民，曾经贩过鸡，卖过豆芽，做过豆腐，开过火锅店，但终因受不了给鸡灌沙子、在豆芽里放激素、在豆腐中加双氧水、用回收油做火锅……而一再改行，直至他因“良心不安”，自费10万元，行走28个省市区、70余个城市，揭露食品加工黑幕。
他为此受人白眼，遭人排挤，妻子还以离婚告诫，但他仍然坚持宣传食品安全至今。
不过，因为改变很少，做豆芽的被罚款后，还是在照旧做毒豆芽，孙焕平有点“丧失信心”了。现他更希望用实际行动来保障食品安全。“我想自己租几百亩地，种有机蔬菜，我多给市场供应一些安全的食品，人们就少消费一些不安全的食品。”
揭露行业黑幕只因良心不安
孙焕平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走上食品安全的宣传道路上来，是“骨子里面就有的一种正气，做任何事都是这样”。
最早接触到食品加工领域，是孙焕平16岁时，跟着姐姐贩了两年鸡。当时，鸡贩用石膏、小麦面、沙子搀和了塞到鸡肚子里，来增加鸡的重量，已是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为了生计的需要，我们家当时也这样做，但我总是觉得这样不好，所以，我只是骑着自行车，挂两个笼子去乡下收鸡。”
有一次，因为姐姐生病了，孙焕平只好自己带着灌好沙子的鸡到农贸市场卖。一个老奶奶走到他的摊位前，直接问他这里面有没有灌沙子，“我当时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道该不该给老人家说实话。”孙焕平回忆说，“最终我还是给老奶奶说了实话，而老人家也买了我的鸡。不过，第二天我就被市场管理的人训了一顿，说我怎么能告诉别人里面灌了沙，坏了规矩。”
之后，他又学了生豆芽，做过豆腐，但都因为良心的不安，又改行做了别的。
生豆芽要高产、美观，就要使用激素和保鲜剂，他不愿用，最终卖相不好的豆芽，也无人问津；而做脆豆腐，还花了他2000块的学费，在学成回来做脆豆腐的第一天，他就赚了238块钱。但因为里面添加了工业用碱和双氧水，他的手第三天就蜕皮了，“自己都不能吃的东西，怎么能给别人吃呢？”，他最终也退出了这个行业。
“我后来做过火锅店，但是开了三个月就不开了，小吃店也是，都是因为跟合作人的经营理念不符合。”孙焕平说，“我就主张用贵一点、好一点的材料来做。就拿火锅油来说，我说这个油不能回收，但是合伙人为了多赚钱，不同意，我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一气之下，就退出了。”
“因为我做的行业很多，邻居们都叫我‘老改行’。”孙焕平说。正是接触到的食品加工行业越深入，孙焕平越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这些行业黑幕告诉公众，“看着阜阳的大头娃娃事件，苏丹红事件，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的食品安全迟早要出大问题。周围那些人只顾着卖相好、赚钱，什么工业添加剂都敢往里面加，我内心非常痛苦。”孙焕平说。
2007年5月17日，孙焕平第一次走上淮安市楚州区的街头，宣传起了食品安全，“517的谐音就是‘我要吃’”。但这一次上街宣传，换来的只是食品监管部门的一顿批评，“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宣传行为”。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孙焕平就想在全国巡讲，揭露食品加工行业黑幕，但第一次上街的经历，还是让他不敢“妄动”。直到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通过后，他在这部法律中找到了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的条文。他这才将自己开始全国巡讲的计划拿了出来。
他从亲戚家借了些钱，买了一辆车，带着帐篷和被子，就和外甥在4月7号踏上了全国巡讲的道路。而不支持他行动的妻子，也在3月就被支到外省做生意去了。孙焕平的这场巡讲活动，耗时7个月，花费10万余元，走遍了全国28个省市区70余个城市。
我一个人的力量太薄弱
直到现在，孙焕平的妻子仍然不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我们自己不做有毒的食品就好了，别人做我们就不要管了。”孙焕平说，“从现实社会来看，我觉得我爱人是正常的，我觉得我的是不正常。如果从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伦理道德上来说，我是正确的。我也很矛盾，我一个人的力量太薄弱了。我想联合一些人一起来做这件事，但是特别特别难。”
因为孙焕平的宣传，让周围做食品加工的朋友都不再联系了，“我打电话都不接，一个同学的姐姐，现在我去他家都像防贼似的。”。妻子有一次去朋友家，有人就当面说“你们闸口有一个叫老土（孙焕平）的人，总是揭黑幕，搞的不能大家都不能生活了”。妻子最终因为他的“屡教不改”，选择了离婚。尽管现在妻子还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最委屈的事是被老婆离婚，我都是一个学好的人，又没有赌博，好人却拿了离婚证，这让我很委屈。当然，我也知道她只是想用离婚来阻止我继续宣传食品安全”。
孙焕平说自己当初宣传的目的，就是代表农民要发出一种呐喊：第一是让国家的监管部门知道，你们要管一管食品安全了；第二是通过他的行动，让大家知道选什么样的食品是安全的，而不能只是为了卖相好就买，从而鼓励经营者造假；第三，他是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让食品经营者来反思，“你们也该用良心来生产了”。
“人活在世界上，要有意义，我觉得我做这个事都是有意义的。”孙焕平说。
不过，现在孙焕平认为这些宣传，“就是一个形式，效果有限。报纸上是报纸上的报道，作坊生产的人都不知道那些宣传是干嘛的，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孙焕平看来，人最起码的就是一个生存，往食品里加食品添加剂的人，也是为了一种生存，为了一种竞争。就像生豆芽的人，我举报了又有什么用呢，举报了只是罚了款，但他还要生存，改行又是很困难的事，他能怎么办呢？
那个曾和他一起上了央视的做豆芽的朋友，改行两年后，现在又做回了本行，“毕竟做豆芽比烧电焊要轻松，做豆芽赚的钱还多”。
“现在我都有点丧失信心了。我现在正计划下村庄去，租个几百亩地，种有机蔬菜。在自己眼皮下种安全的蔬菜，给有需求的人。毕竟我多种一点安全的食品，消费者就少吃一些有毒的食品。”孙焕平这样说自己现在的打算，不过，这个计划也没得到妻子的支持。（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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