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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眼中的鸦片战争

2011年11月18日18:1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黄广明 吴琦

  蓝诗玲发现,在192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教育中,鸦片战争只是晚清政府疲于应付的诸多问题之一,而中国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也远非爱国主义这一种,后来的论述为何发生了变化?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吴琦 发自香港

  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此役乃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战争最终失败,不平等条约签定,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国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展开了抗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最终,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共,这项使命得以完成——这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观点。

  硝烟散尽170余年,每当这场战争被提及,国人心里都好像还会闷声一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教科书里的提法业已成为习惯性的表达。即便是曾经被清廷割让的香港回归祖国,也未必就彻底解开了这个历史的疙瘩。

  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22岁的英国人蓝诗玲(Julia Lovell)第一次踏足中国,到南京大学学习中文与历史。在这个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的地方,她看了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影片里全是脸谱化的形象——残忍阴险好色的帝国主义者,以及正义的、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把近代中国的屈辱演绎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她的历史教授执意提醒这位英国公民——她的祖国曾在中国为毒品而打仗,这是一段极不道德的过去。

  她还参观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见到了普通中国人的愤怒。这一切的体验,让她震惊于那场战争竟给中国留下了如此巨大的创伤。她说:“那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当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前,她仅仅是在英国选择学习中文后,上过一节论及鸦片战争的课,在整个小学到大学,她对此一无所知。对她的国家而言,在帝国向全球狂飚突进的背景下,一百多年前与东方古国的这场冲突,相对于英国对印度或非洲的剥削,只是一个小插曲。

  从那时起,蓝诗玲就决定探寻与还原一个尽量真实全面的鸦片战争。

  她开始重新整理卷帙浩繁的中英文史料。2011年7月,距离她在中国的震动过去14年后,她的新书《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在香港首发,她说这是最适合的首发地点。她强调:“我并不想为英国翻案。”但对这位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现代中国史教师而言,这本书显然不是“不想翻案”那么简单。

  还原战争的复杂性

  一方面,蓝诗玲认为鸦片战争并非是一个长期的阴谋,而是有其偶然性;另一方面,她也承认鸦片战争的非法性,“有的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鸦片。在研究中,我经常为我的前辈感到羞耻,我不认可他们的行为。”

  与钢铁、粮食等其他贸易不同,在19世纪的中国,鸦片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品,也是一种药品,更是一种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嗜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又与之直接相关。1881年,李鸿章曾致信英国禁烟协会:“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蓝诗玲说:“从林则徐烧了两万盒鸦片开始,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对英国人来说,这笔损失的钱必须要追回,而鸦片的象征性则“把战争和情感化”,这也是中国人对这场战争难以忘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通常被书写为非黑即白,战争的历史尤其如此。殊不知,在战争之初甚至战争进行时,有许多中国人帮助英国人开船、准备物资、做翻译、当特务,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如宁波等地。蓝诗玲发现,“当时中国人的忠诚与利益都比较分散,并不是完全统一化”。她还引用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脸谱化的群像中,她也尝试还原一些性格丰满的个体人物。

  比如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理•义律(Sir Charles Elliot)。在中国,他被认为是鸦片贸易的祸首,亦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发动者之一。但蓝诗玲说,“义律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不赞同他,但我理解他的压力。”当时他远离伦敦,信件来回往往要半年,根本来不及等到上级的命令,便要应付眼下的紧急情况。义律本人很讨厌鸦片,但又支持自由贸易,因此在是否要为鸦片开战这一问题上多有顾虑。英国当局认为他软弱,而中国人则痛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其实他比较现实,至少比他的后任璞鼎查理智得多。

  实际上,在官方领域,英国和中国对鸦片战争已然持有不同的前因后果的解释,身为英国人,蓝诗玲能否客观描写这场战争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困难的问题。”她说,“虽然身为一个英国人,但我并没有感到任何利益冲突,去为我的祖先辩护。现在没有人会尝试为维多利亚王朝咄咄逼人的不公正辩护。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宽恕帝国主义施加给东亚的种族主义。”蓝诗玲说,“但我对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研究皆显示这个我们称为中国的地方是那么的四分五裂:鸦片战争从19世纪的中国人中得到了非常多样的反应,包括愤慨、自我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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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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