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早报记者 李跃群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6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到2015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将从2010年的8.3%提高到11.4%；能耗强度比2010年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17%。实现这些目标，面临的困难很多，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我们毫不动摇。
温家宝这番最新表态之前， 1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等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以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以较低成本实现2020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
这标志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进入实质化阶段。 在去年年底公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与行政化手段相比，建立碳交易市场将有助于中国的整个节能减排成本降到最低。不过目前的难点是，要从无到有建立整个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国仍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碳排放指标的分配、碳盘查标准的建立。
此前，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曾表示，2013年前，中国进行局部的碳交易试点，并在2015年前成立全国范围的碳交易平台。
“数据基础工作很欠缺”
可查资料显示，碳排放指的是人们在消耗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理论计算显示，1公斤纯碳充分燃烧后，会产生出3.7公斤二氧化碳，即碳排放量。
此前，碳排放交易便一直是各地的重点。建立碳排放交易所的消息在全国各地也此起彼伏。
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虽然是一个高碳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占全球总排放量的比例超过10%，但国内碳交易所的交易一直冷清。
而碳交易试点近日或有加速迹象。在13日，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中称，试点地区未来需要“建立专职工作队伍，安排试点工作专项资金，抓紧组织编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明确总体思路、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及进度安排，报我委审核后实施”。
在具体工作上，国家发改委要求各试点地区“着手研究制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明确试点的基本规则，测算并确定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研究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分配方案，建立本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系和登记注册系统，培育和建设交易平台，做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支撑体系建设，保障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不过，上述工作的完成任重道远。目前试点的7省市中的一家碳交易所内部人士对早报记者表示，现在其所在的单位正在牵头专门的团队，研究整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要建立碳交易体系，需要高度依赖数据基础工作，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基础还非常欠缺。”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现在还有很多具体的任务仍有待地方政府去明确。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当年11月9日国务院通过《“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方案要求“十二五”期间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11月17日中国公布《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
“减排公平”有待考量
对于2013年中国将全面启动上述七省市的总量限制碳排放交易，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进度有些超越其预期。
“京都议定书，1997年签署，到2005年才正式生效、启动，之间花了8年的时间。而从联合国框架条约，到京都议定书，又花了7年时间，相当于前前后后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各个国家减排多少，怎么计算，才最终出来，可见要建立体系有多难。”一位熟知国际碳减排权交易的人士为早报记者提供了一组参照数据。
上述人士称，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每个省的规模几乎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这不像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家，它们确立体系是很容易的。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表示，试点城市的实施方案包括“澳大利亚模式”、“欧盟模式”和“日本模式”，今年底前实施方案有望对外公布；不排除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向碳排放大户和高碳行业征收“区域性碳税”。
可查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ETS）是全球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碳交易市场，并且在未来许多年内，这种地位仍将保持下去。ETS创立于2005年，从那时起到2009年，碳排放交易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目前增长有所放缓。
但是上述人士表示，欧洲虽然能够给予中国启示，但是中国自己需要摸索的道路仍然漫长，“外国的经验能否引入？在这个问题上，像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清华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都在努力。不管是ISO14064还是2450，这些涉及到碳盘查的，以及像CDM这些，都是国外研发的，有些地方并不适合中国。很多地方并不细致。”
此外，欧洲与中国的国情也并不相同。
上述人士称，欧洲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它站在顶点，往下削减排放量很简单，“但是中国还在发展过程中，得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空间、就业拉动等问题，就会很复杂。再者，中国各个区域、行业发展都不平衡，怎么实现减排的公正？怎么分配？”
上述人士称，如果碳减排再涉及到各行各业，那么怎么确定行业之间的公平性？此外还有企业间的公平性、区域间的公平性问题，“还有就是定多高？高了，低了，对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
此外，要进行碳交易，得做好碳盘查，这得花费很大的精力。中国的产业链很长，有上游、下游，是做全生命周期的？还是只做一块？最后产品回收，那个排放量又怎么算？这些都很复杂。如果只是一个组装企业，那是很容易的。
对于碳交易可能加大企业负担的担忧，中信证券碳交易与投资首席科学家唐人虎曾公开表示，多数试点省市均在过渡期内为重点行业设置了“免费配额”，先参与试点的企业可以有充足时间进行技术改造，今后碳排放配额用不完时，就成为碳交易的“卖方”，并从“买方”企业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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