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挽救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主持人：去年郭美美事件牵扯出来的是对体制管理的质疑。

　　王名：我去年提了一个加快慈善立法的提案。我们的登记注册，包括监管方面。登记注册问题，登记很困难，登记了以后，后续没有很好的程序。红十字会不是在我们这个体制之内，我们一般讲的是民政的社会组织，红十字会属于人民团体，他是社会体制之外的。这种体制也有很多，不光是红十字会。

　　黄浩明：红十字会有一个《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法》把它定义为人民团体，社会救助组织。这样的话，很多老百姓也把红十字会的职能和现有的其他慈善组织混淆。红十字会不在民政部登记，管理是在民政部慈善促进司。这样就出现了监管脱节。法律上不健全，法律之间没有一个连贯性。

　　王名：体制上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慈善、公益跟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在对红十字会质疑的背后，是政府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红十字会做慈善，我给红十字会捐款，我心里面有一种，至少是一种信任，把这个钱捐给国家，捐给政府，红十字会实际上是代表政府来做慈善。这个界限没有区分开来，国家和慈善组织本来应该区分开来，慈善是民间的、社会的。去年我们质疑红十字会很多质疑是指向政府的。本来国家和慈善事业应该分开，政府是监管者、促进者、问责者，但是政府不能做慈善。包括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明确的要求企业家给政府捐款。政府本身成了慈善事业的主体。国家和社会，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没有区分开。

　　黄浩明：就是老百姓说的，你又要当运动员，又要当裁判员。形成了主体之间关系的模糊。

　　主持人：我知道黄老师是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

　　黄浩明：准确的说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王老师也是。从红十字基金会来说，聘请社会不同界的朋友来帮他们做一下监督，志愿监督，我们也不拿钱。首先这是好事情，是创新。但是我们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这还要进一步探讨。比如说监督的程序，监督的效果，他怎么去监督，都需要在实践中完善。这一点我很赞赏红十字基金会做的。

　　王名：现在基金会建立监督委员会的很少，红十字基金会是第一家，他还是建立很早的，我觉得是一种创新。

　　黄浩明：目前我们两个都是兼职的监督委员会委员。但是他还聘请了专职的。他们也是社会各界的名流，或者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他们志愿去帮助做监督。

　　王名：还得去现场，还得跟踪项目。因为很多红十字基金会的项目有一些在四川，在灾区。这个项目多长时间现场调研，对什么样的数据，对什么样的人做访谈，要对什么样的数据调查解决。我觉得是一种尝试，首先应该肯定它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是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他跟红十字会还不是一回事。刚才黄老师一开始就强调是红十字基金会。

　　黄浩明：红十字基金会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他是属于民政部监管。

　　主持人：据您了解，红十字基金会去年到今年在业务上受影响的大吗？

　　王名：我现在掌握的数据，我看到的中华基金会基金网和另外的一个监测数据，2011年整体的慈善捐赠额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半。个别的组织说减少不大，因为捐赠结构不一样，我的理解主要减少的来自公众这一块。

　　黄浩明：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民、老百姓的那部分捐赠明显减少了。当然还有一部分战略合作伙伴，或者捐赠客户，这批人他一般也会减少，但是不会那么大幅度的下降。第二，减少的也有一个季节性，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后，整个社会对公益捐赠是直线下降。

　　王名：七八月份下降幅度非常大。

　　黄浩明：但是随着公益组织、慈善组织重新反思，重新调整捐赠策略或者筹资策略，捐赠数额也在逐步的回升。

　　王名：汶川地震以后，整个公众的捐赠热情是在往上走。我们从08年以后总体来看，涨势都非常良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对公益慈善的热情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即使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他不会明确的表现在捐赠额上。我看了中央电视台搞了《春暖2012》。当时我觉得这个节目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是一个通过一个项目现场捐赠的。当时捐了1.6还是1.7亿。我觉得这个可能有挺大的影响，但是人们的捐赠热情还是很高，有机会，有一些创新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