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芮成钢：“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

　　人物周刊：那你读书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芮成钢：我不知道。外交学院是个极其专业的院校，中国为数不多的部属院校。大学里不应该分那么多专业，十七八岁对自己了解很少，还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我在耶鲁的时候就非常羡慕那些本科生，下午可以打马球，晚上学中文，第二天早上去学西方美术史，下午学西班牙语，一天的生活非常慢，说得恶俗一点或者拽一点，真的是“徜徉在人类文明的河流中”，每天躺在那儿，被文化的东西所熏染，真的很美好，但我们大多数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人物周刊：你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是什么？

　　芮成钢：一个是语言的训练，外交学院语言要求比较高。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政要来外交学院比较多，外交部安排他们的行程，需要到大学演讲就安排到外交学院来。在学校里经常搞接待，比如我印象很深的，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来，因为他有点儿反华，对我们来说接待有点像是政治任务，怎么跟他交流、他提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回应等等。这些经历和我后来的工作有关联。

　　人物周刊：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你们在学校能感觉到吗？比如，那时候很火的《中国可以说不》？

　　芮成钢：我当时翻过，觉得那些话听着挺过瘾的，中国人听着就挺过瘾的，现在看那些话，觉得它打中了我们的某种情结，可以说是东亚病夫情结。我们是看霍元甲长大的，你是看霍元甲长大的吗？你是看陈真长大的吧。“东亚病夫”这话我只在中国听过，其他地方欧美国家包括日本没有这种说法，我们老给自己强化这种情结，然后就总想证明点什么，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证明。但你说有什么影响，我回忆不起来了。

　　人物周刊：这种机制好像是给这一代人心底下种了某些种子，我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小姑娘一开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受不了了，哭了。理智上觉得自己傻，但控制不了。

　　芮成钢：对对对，我也差点哭。我当时在彩排现场，听这歌的时候，真站起来了，有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有这种感情很正常。我觉得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很积极，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奥运会之后开始改变的。但客观上来讲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其他国家会认为中国能把奥运会搞成这样，那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搞不成这样，这么有钱、这么漂亮、这么豪华。比如你家请客吃饭请了三百多人，每桌都是两万的标准，你说你家是贫下中农、工薪阶层，任何人都不信。奥运会带来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期望值和判断的问题，但任何好事都有副作用的吧。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问这个，你说那一瞬间我确实有同感。但我没觉得自己傻，我就是很激动地觉得我们站起来了。

　　人物周刊：但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激动吧。

　　芮成钢：我知道自己在激动什么。因为确实感觉中国人站起来了。我小时候我们跟国外差距很大，我出国跟美国人讲，小时候家里妈妈从上海出差带回来巧克力，不是随便吃的，是我爸爸拿菜刀“啪”剁一块，一半给我姐一半给我，那叫ration，daily ration（限量供应）。有一天你觉得中国富强了，确实有成就感，你也不应该觉得傻。In spite of（尽管）中国有很多问题，你水平地跟别的国家比，确实还差很多，但你自己跟自己比，确实进步很多。所以我觉得那一瞬间确实该激动一下，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哭一场。

　　人物周刊：所以现在中国年轻人都处在这种情结、矛盾之中，一种自尊，一种想要国际化的焦虑。

　　芮成钢：我觉得这个跟教育有关。我老说中国的自尊自信往往来自不平等，不是平等，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我们是功利性的教育吗？我们的自尊心很多来自我们比你们强，我们中国能办奥运办成这样，你们伦敦办不了，我们牛。这种自尊自信特别脆弱，因为总会有比你强的。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说过你第一次出国，去伦敦参加演讲比赛，晚上回来看到同伴在灯下背演讲，她说“感觉我们特傻”，你说你也有这种感觉，“他们不带我们玩儿”。

　　芮成钢：有时候你没必要区分开。我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都归结成他们看不起我们、归结成种族歧视，有时候往往不一定是。我以前坐飞机，属于谁对中国人不好我就要去出气的那种人。比如之前有一次在飞奥地利的航班上，有个空姐对一个中国人不好，后来我就去批评了她一通，我把她上升到瞧不起中国人这个高度了。但后来我发现她对奥地利人也不好，可能她那天跟男朋友吵架了不高兴了，或者身体不舒服，她那天对所有人都不好。

　　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的？

　　芮成钢：2003、04年。我说伦敦的比赛我们像傻子，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强，我觉得即使用中文讲也讲不过人家，西方人从小对小孩思辩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确实太棒了。这种思维、判断、口头表达、手势、演讲，我们就没受过这个训练。

　　人物周刊：所以这件事在你幼小的心灵里面埋下了什么东西？

　　芮成钢：也没埋下什么，我皮可能比较厚，只是觉得我们有差距，但并不是不可以弥补的。我觉得自信的人要敢于承认别人比你强。后来我记得到了2001年的时候，被耶鲁授予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全球明日精英”）的时候每个人要做一个即席演讲，那年马云应该也有这个奖项，还有瑞典的公主，当时我的演讲就很成功，底下很多人鼓掌，不比外国人差。就是说自己要去训练去提高。

　　人物周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和外国人比”？

　　芮成钢：亚洲人是不擅于表达自我的，我们的教育不是鼓励我们说的，西方人是靠一路说上来的。每当一个要靠说来判断一个事情好不好的场合，我们往往处于劣势。那么作为中国人、亚洲人，你希望他们看到中国人也有口头表达的强项。我肯定有这样的想法。你想暗示的是不是说中国人的心态？

　　人物周刊：还是自卑和自尊对立的一个心态嘛。

　　芮成钢：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自卑的心态。我们当时拿这个奖几十个人，每个人都要去演讲，有的人讲得就是精彩，有的人讲完底下没有什么反应。

　　民族主义与代表亚洲

　　人物周刊：有人会感到好奇，以你为代表的一些高度国际化的年轻精英，为什么还会有民族主义的心态？

　　芮成钢：首先说什么叫民族主义？刘翔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有名，背后就是你说的原因。中国以前有几个人喜欢看跨栏，就是在刘翔之后喜欢看的，为什么喜欢看呢？为什么姚明在中国这么有名，因为比外国人高，因为在NBA打球。问问自己你喜不喜欢姚明啊刘翔啊，为什么喜欢？你就知道了。

　　人物周刊：你会被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吗？

　　芮成钢：我觉得我有过民族主义的阶段。我刚去耶鲁时，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会立刻拍案而起，这也未必要上升到民族主义这些主义的层面。那个时候可能是过度的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意愿，可能跟平时的教育有关，像是外交部的一些说法，动不动就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啊。就是这种习惯吧，对我个人来说，更多是思维表达的惯性，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当时还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学者说中国要想强大只有一条路，就是多造原子弹。

　　这些惯性，从05年开始我会逐渐意识到一些。所以如果现在西方人跟我辩论说中国不好，我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你要看看我们是从哪里起步的，看看你们的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中国也经历过很多曲折，我们正在进步，但进步速度没你们想的这么快……管理一下你对中国的期望值。”我现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一个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