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后的影像实验

　　“这是一场实验”

　　对一些年轻观众来说，是《人类星球》、《迁徙的鸟》这样的国外作品塑造了他们对高品质纪录片的认同和想象。《舌尖》播出后，他们有点恍惚，觉得学国外学得太像，有人甚至怀疑是外国团队来操作的。

　　任长箴的一个朋友看完片子却给她发了这样一条信息，“我倒不认为这是外国人拍的，因为外国人拍中国拍不出这种感情来，这绝对是很爱国的一群人在拍自己的国家，还是一种家国情怀。”

　　任长箴清楚这其中的门道。在为“家国情怀”找到符合个人意愿的抒发方式之前，她必须完成一种颠覆。而用以颠覆的工具，正是西方纪录片的拍摄思维和技术手段。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是过去中国式纪录片的惯常开头，编导们提笔就来，写了十几年。任长箴坚持推翻这种惯性，她在第一集里用的第一句话是：“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你根本就跟不上单珍卓玛的脚步。”

　　为了学习外国纪录片的文案写作手法，她看了大量国外纪录片，凡是觉得有帮助和有联系的，无论题材类别，都一一下载，逐字逐句打出解说词，盯着人家的东西去看、去学。

　　“西方人和东方人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人比较重个体，比如说讲单个的故事，中国人重体系，你得在我的体系里，这是不一样的。外国人上来就讲一个个案，累积现象，最后讲一个大的。我们中国人喜欢从盘古开天地开始，一直顺下来，最后提升、拔高一下，缺乏细节和个性。”

　　除了叙事方式的差异，国外整个纪录片制作已经处于成熟的流水线上。几分几秒进什么画面，景色拍成什么样，人的表情拍成什么样，解说词多少字，解说词之间留白多少秒，都有规律可循。“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通过看人家的片子，我们就能总结出规律。”

　　任长箴的团队理解她的思路，但手艺和思想之间的距离短期内不可能克服，只能用规定动作来实现。规定动作包括：不许出现地理教科书式的解说词，不许引用唐诗宋词、典章制度，语言必须通俗浅白。

　　镜头语言也有统一要求。对于如何呈现锅里的食物，她拍出样片：把锅沿卡在镜头里，是对的，打个勾，把周边灶台瓷砖抽油烟机都拍进去的，是错的，打个叉。“这些你没法用语言表达，你说画面一定要到位，食物一定要清楚，这没有用，一切内容上的要求都用技术翻译过来。”

　　在说服分集编导们入伙时，任长箴就跟他们说：“我们这次不是要完成一个常规片子，我们要做的是一场实验”——这个念头在她接到陈晓卿电话那一刻就萌生了。

　　从《人物》到《舌尖》

　　《舌尖》走红后，有餐饮界的人想请任长箴做宣传片，她态度明确，坚决不做。她拒绝在相同的题材上进行重复探索，“片子的气质和手段需要有连续性，但题材没必要连续。让我成为一个职业美食导演，就没意思了，拍别的还能有新的挑战，比如植物吧。”她指指家中的窗台，上面摆满大大小小的绿色盆栽。

　　任长箴1997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编辑专业毕业，一出校门就入了纪录片的行当。科教频道《人物》栏目的制片人赵淑静对她影响很深，“我们在创作上和精神上的很多帮助和支持都是来自她。”《舌尖》团队里，包括任长箴在内，有5个主创都来自《人物》。

　　在《人物》时，任长箴自主报选题，做了几个文化界名人的片子，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台湾《汉声杂志》创办人黄永松，教育家孙敬修，挑的都是些处事低调的文化人，特别红的她都躲着，因为觉得太红了会不真实，她驾驭不了。

　　拍孙敬修的片子给稍晚进入《人物》的胡迎迎留下深刻印象，“她拥有女导演的细腻，对情感的描写、解说词的写作手法都让人感同身受。”胡迎迎那时的一个功课是把任长箴的解说词扒下来研究学习。

　　2003年，赵淑静策划了纪录片《留住手艺》，任长箴是执行导演之一。《留住手艺》展示的是最民间、最质朴的手艺，连刺绣、制陶瓷那样的精致工艺都不拍，拍的是制作一杆秤、一个筐的实用手艺。张雅欣对这个片子评价很高，常用来当作课堂上教学的素材，在担任申遗宣传片顾问时，她也推荐拍摄者看这部片子。

　　任长箴觉得《留住手艺》有点像《舌尖》的前身，“同样是田野调查，走街串巷，东南西北各地走，都是靠手创造的东西，也不登堂入室，也不迷信权威。”

　　2006年前后，老《人物》班底随着赵淑静的离开陆续流散。任长箴也脱离央视，自谋生路。她给耐克、奔驰拍过广告，做过奥运宣传片的剪辑师，2009年到2010年参与拍摄了上海世博会纪录片《生活万岁》，在每一集30分钟的片子里讲3个上海市民的故事。

　　《舌尖》的首席摄影师闫大众，同样是从《人物》走出来的，“我们做人物的经验，是能把握人的状态，知道什么样的人在镜头里是有魅力的，怎么去拍得松弛、自然。”

　　任长箴选中叶茂荣和叶圣武的第一天，跟他们每人聊了两个小时，第二天看完工作场景，晚上再聊两个小时，到第三天，熟悉和信任建立了，就带着摄像机和心里的故事，到现场去实现。

　　“你在市场里看到藕是怎么想的？”“我们会觉得，这个藕是不是我们挖的啊！”兄弟俩在工间休息时一边吃着藕，一边像小孩似地笑起来。其实这个问题，任长箴两天前就问过，因为觉得答案特别好，就记在了心里。

　　“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被拍摄者身上的骄傲在哪，他自己的心气、忧伤、压力在哪。”任长箴说。

　　“我们和我们拍的对象是一样的”

　　关于未来，任长箴并没有多少兴奋之情。“具体的选题我没有任何理想，有想法就是空想，谁给我投资啊，谁帮我实现啊，所以根本没有想法。”

　　纪录片编导手中的画面都是一个个镜头缝补出来的纯手工产品，跟手艺活一样。也正像馍馍的价格只是成本费和辛苦钱，不包括手艺钱一样，纪录片中附加的精神、创意和脑力劳动，所有属于手艺的部分，都没有人买单。“我们的手艺向来不值钱，纪录片导演每天的劳务还不如机器设备每天的租金贵。我们跟我们拍的对象是一样的。”任长箴说，“大家默认这种现状，导致很多人心寒了，就没有心思创作。只好自己把热情揣在兜里当钱使。看到观众的反馈，才觉得坚持理想是值得的，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任长箴给自己立下规矩，绝不挣快钱，就是圈子里所谓“人傻钱多”的活儿。因为这种片子拍多了，会模糊判断力，时间一长脑子就坏了。

　　采访临近结束时，广西的阿亮正巧打电话到任长箴家，说要给北京的主创们寄点酸笋表示感谢。《舌尖》火了之后，阿亮变得很忙，柳州市政府、电视台，还有当地的螺丝粉协会全去找他。

　　在第1集《自然的馈赠》里，阿亮把水倒进装满甜笋的缸里，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祖传的绝招来秘制这个酸笋，我是大长孙，那个绝招全部遗传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