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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宏。南都资料图
亚运治水的历史已经翻过，但广州治水并没有止步。历史学专家、地理学专家、水利专家、治水企业都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亚运治水以及现状进行了思考。当人们将目光投向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时候，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汤苑芳认为广州民国时期河涌整治的诸多经验就非常值得今天借鉴。企业家张军则发现，他的先进技术成本价送上门，也没有人愿意给他治，他期待治水体制进一步理顺。
地理专家李平日：
用好群闸联控 疏浚河道引活水
国务院津贴专家、广州地理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李平日在亚运治水方案刚披露时便一直关注治水，先后三次在《热带地理》上发表《从地理学视角看广州河涌治理》、《再论广州河涌治理》《三论广州河涌治理》。
李平日表示，他的核心观点主要是两点：一是让水“活”起来，二是制定一个全面、科学的系统性规划。
如何让水“活”起来呢？李平日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海珠区要用好已经建好的群闸联控。家住海珠区的李平日，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黄埔涌，一下楼就看到赤岗涌。他说，海珠区的河涌整治之前的设想是通过群闸联控，利用珠江潮汐动力，保证河涌水朝一个方向流动。但，潮涨潮落他见多了，可是那个水闸却极少见到开动。他认为现有设施没充分利用好。
第二，彻底疏浚河道。李平日说，赤岗涌的水质明显比黄埔涌要黑臭，其主要原因是污染多，水量小。他认为，类似河涌应该持之以恒地进行疏浚、挖深，这样河涌的纳潮量增加，污染物就会得到稀释；同时每天经过两次潮水冲刷，比人工补水的力量强。此外，疏浚后的河涌行洪能力更强，河涌更安全。
第三，是宏观上引活水。李平日说，当年上游水道修建的北江芦苞闸、西南闸是为了防洪而隔断了北江水进入广州。但是自从珠江上中游修建了多个水库及加强了堤防建设后，广州防洪能力已经达到抗200年一遇的水平，广州最大水患已经不是洪，而是污染。在广佛同城框架协议以及省环保厅主导的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的基础下，应该是可以重新打开，引北江水入广州，同时打开南岗鹿步口恢复扶胥运河引东江水入广州；联通佛山涌与花地涌，打通西江入广州水道。“这个工程量非常大，估计挖出来的淤泥可以堆出另外一个白云山出来。但是这些都是历史的欠账，我们必须要还。”
治水企业主张军(化名)：
治水体制还需进一步理顺
张军是广州一家利用高新科技治水企业的一名负责人，他们的团队在实验室自行研发治水技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令他非常困惑的问题：他只收成本费帮政府治水，但基本没人理他。
张军说，亚运治水结束后，他发现广州还有很多河涌依然很臭，因此联系广州市水务局，表示愿意以非常低的价格帮助政府继续整治河涌，但广州市水务局方面表示，河涌的继续整治要找区水务局。
张军又联系各区水务局，但区水务局对他表示，他们只管河涌里面的水不出现洪涝灾害就可以了，水质不归他们管，归环保部门管，即便是答应给他做，但是也没有一个出口解决资金的问题，发票都开不出来。而环保部门说只管水质监测，不管河涌污水治理。而污水在还没有流到河涌里面来之前，在管道里面是广州市水务局下属事业单位污水公司管。再往前，企业排污是属于环保部门管，而生活污水的排放好像又没有人管。所以政府部门的朋友告诉他，要让政府愿把河涌给他治，得找到区长才行。
“我们现在在外省做一些项目，在广州就自己在实验室玩玩。”张军说，以他的经验来看，广州治水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理顺，否则市里面只能市长来动员治水，区里面只能区长来动员，只能打“运动战”。“为什么不能调动每一个部门的积极性呢？为什么不能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呢？我们的技术比较新，怕大家不相信，收费只有清淤费用的1/3。我们只要求出效果，出社会效应，收回一点成本就可以了，但是完全不给我们机会。”张军说。
历史专家汤苑芳：
增强群众治涌的责任感，长期贯彻环保理念
汤苑芳发表在《热带地理》杂志上的《民国河涌治理对当今水环境整治的借鉴》一文中提到，民国对河涌治理和维护极其重视，即便是在抗战后，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政府还采取工赈及食物工资法应对，即发动群众对河涌进行疏浚。
汤苑芳研究史料发现，民国时期对河涌的疏浚和维护非常重视调动民间力量，经常由相关团体共同研讨解决方案，且让民众参与。方案确定后在刊物上登载，对方案和决议有异议的人可以上诉。
此外还直接向社会招募工人参与劳动，政府给他们发工资。由于河涌整治资金量庞大，除政府专项治理资金外，还经常通过商会及公开向河涌沿线铺户征集资金。如1930年3月，政府向社会发布了《向住户征收修渠费》的公告决定“清理内街渠道工料费由该街方众筹集”。
研究显示，群众既是治理河涌的主要力量，而且还是监督的主要力量。1936年11月9日出台的《广州市取缔淤塞濠涌脉渠办法》规定“上项案件，准人民据实举报，并得在罚金内提五成充赏举报人”。
汤苑芳认为，民国时期河涌沿线民众之所以愿意出资相助，是因为河涌存亡与其生活生计息息相关。现在，人口流动性大，生活方式改变等，沿涌民众与河涌关系日渐松散，破坏河涌、漠视河涌整治行为普遍存在。因此，可以借城中村改造、和谐社区建设等契机，密切河涌与民众的关系，增强群众治涌的责任感，才能有效配合治水，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汤苑芳研究发现，对于污染河涌者以及侵占河涌者，民国广州政府的态度是“谁污染谁治理，谁侵占谁出资”。如1915年的《疏浚西濠办法》中第七条规定：如勘系所侵占之建筑物工程浩大基址坚牢又属不堪阻碍者，准其不拆酌令出租以备濠费。
汤苑芳认为，是否有利于当前及以后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应成为判断河涌治理工程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她建议，治水资金最好能预留一部分作为奖励基金，先在工程完工后对其环保指标的达标情况进行评估，奖励工程环保效果突出的单位及负责人；若干年后对工程效果进行再次评估及奖励。这样可使环保理念得到长期的贯彻，而不随领导人的更换而改变。
水环境专家陈晓宏：
近期治涌的关键是控制污染源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晓宏认为，河涌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近期和远期计划相结合。近期的关键是污染源的控制。现阶段，有条件的地方还是要实施雨污分流，同时结合城中村改造贯彻推进LID理念，即一种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应用成功的一种低影响开发理念，主要是利用透水绿地、绿色屋顶、小型蓄水池等将雨水收集利用。
陈晓宏说，仅靠污水处理珠江水也是很难好转的，因为即使全部截污，污水处理厂出来的水还是有很重的污染，何况广州现在污水管网与排污点和污水厂衔接不好，污水收集率很低。
根据广东省今年下发的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未来评价广州水环境将使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而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水是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实施的。对比两者的标注发现，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即便是按照规定达标排放，其指标会比五类水的指标限值超出3-20倍，而且还有12个指标污水处理厂根本没有规定。即便污水处理厂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最高的一级A的排放标准排放，其氨氮还是《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劣五类的水平，而且超标2.5倍。
因此陈晓宏认为，长期来看，控制人口和粗放的GDP增长是关键，必须逐步疏解高密度人口，未来城市格局必须杜绝高层、高密度建筑，真正从源头减少污染源的产生量。但这需要结合计划生育人口控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旧城改造，经历10年、20年甚至一两代人的时间来完成的，治水也将是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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