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
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西纠。
“我是1946年出生的，3年后全国就解放了。”陈小鲁说。无疑，从他还是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
1949年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事实上，从1959年以后，我才开始关注政治。”陈小鲁在小学五年级时，遇到了反右斗争。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的初中，这时的运动是大跃进了。全民大炼钢铁，就连中南海里的湖边也修了高炉。陈小鲁和他的同时代人，就这样在政治氛围中长大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文革委员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做了一件让他后悔终生的事，“8月19日，我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
陈小鲁直言那时的自己想法比较简单，以为开个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组织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21号到22号之间，我们学校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这实际上是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陈小鲁说，“在成立纠察队之前我并没有什么名气。”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陈毅告诉陈小鲁：“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陈小鲁也淡出运动了，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但是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转变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离开体制，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1992年陈小鲁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经商。
“其实，从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怀疑。”陈小鲁说。从体制内到自由之身，陈小鲁说自己是“两步走”。
1975年陈小鲁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于陈小鲁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痛苦。
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习小靳庄”。“那时我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盲从，我已经有自己的思考，对批邓很有抵触。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是我不批还不行，否则我就变成一个反对‘批邓’的人，关照我，培养我的领导他们不都要受累嘛。”
陈小鲁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岳父一辈子在部队里，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野战军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打动了他，他体谅我的困惑。”
当年离开部队的时候，军长指着自己的椅子对陈小鲁说：“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
后来，很多人问过陈小鲁：“如果你当年不是坚持调走而是继续留在沈阳军区，你今天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轨迹？”
陈小鲁说：“其实我早晚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人生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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