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红色印记

　　1938年冬，党组织派中共党员刘洪雄、郝登鸿等秘密进入日伪统治下的厚和豪特市(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刘洪雄通过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结识的伪协和安民救国军师长徐秉初、参谋长魏赐泰取得了担任旅长的合法身份。郝登鸿化名乾光，也当上了徐秉初师某团副宫。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开展地下工作。党组织又陆续派出许多同志进入归绥，以教员、小商贩，或天主教徒等合法的身份作掩护，投入地下工作，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开辟游击根据地搜集日伪的政治、军事情报，通过各种途径购买枪支弹药和医药、布匹、棉花、皮衣以及马装具等军需资物、过冬用品等。郝登鸿由于行动不慎被日伪察觉，为避免损失，组织决定其立即撤出归绥。郝登鸿在撤退时，成功地策动了所在团官兵一部反正，改编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活动在归绥城东北大青山小井沟一带。

　　1939年春，为了加强党对归绥地下斗争的领导，派中共党员宁德青、刘炜、彭光华等秘密进入归绥，经地下党员贾恭介绍，由爱国进步人士、伪厚和豪特市农会会长郑化国担保，宁德青化名叶茂，取得了市公署教育股督学的公开职务，在教育界广交朋友，结识了许多爱国师生和进步人士，秘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使地下抗日活动更加活跃起来。

　　1939年5月，中共绥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归绥工委，宁德青任书记，刘洪雄任组织部长，刘炜任宣传部长，在各行各业发展党员30多名，按行业建立了学校、工厂、车站、机关等4个党支部。中共归绥工委在城里建立了秘密活动点和交通联络站。在旧城三宫庙街开设了“新兴永”杂货铺，由刘炜任老板，地下党员彭光华、张旭和刘洪雄的姐夫辛宽为店员，党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重要情报也由这里传递。设在旧城财神庙的蒙疆道教会，会长王信真和另外两位老道王从顺、王永茂富有民族气节，仇恨日寇，同情抗日。刘洪雄等人经常与王信真等3人往来，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争取为抗日出力。经过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财神庙成为地下党的又一活动据点。

　　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

　　1939年夏，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在中共归绥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抗日群众团体“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抗救会总部设在财神庙，以蒙疆道教会为掩护开展活动。宁德青、刘洪雄、刘炜、贾恭、张克敏等任抗救会负责人。刘洪雄利用蒙疆道教会董事的名义主持抗救会的工作，以吸收道教会会员为名发展抗救会员。他们通过亲朋好友和同学同事关系，秘密宣传抗日救亡，在各阶层中吸收会员。先后发展了农会会长郑化国、商会会长段履庄、新华毛织厂经理魏达贤、铁路工程师宫付荫、税务局职员赵新民、电灯公司工人杨森、电机厂职员岳浦、助产士李克敏、毛织厂女工黄素芳、家庭妇女贾学卿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一批教员、学生、农民为会员。校址设在旧城梁山街的伪蒙疆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形成的抗救会员较集中的据点，校长阎继璈具有爱国思想，为抗救会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全校有50多名进步学生和10余名爱国教职员加入了救国会。到1940年初，会员发展到200多人，其中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救会在铁路、工厂、学校系统建立了3个支部，形成为一支以地下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秘密的抗日力量。

　　抗救会主要是通过会员的社会关系，秘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八路军在大青山的抗日斗争，以扩大党的影响。南柴火市小学校教员梁福润，利用学校的条件，办了抗救会地下印刷所，刻印揭露日伪殖民统治罪行的宣传材料，号召各界同胞采取各种方式与日寇做斗争，由抗救会会员、电灯公司老工人杨森秘密地散发到联络点。宁德青、刘洪雄等在财神庙以道教集会为名召开会议，讲述抗战形势，介绍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刘洪雄还利用日寇宪兵队少校参谋的合法身份，及时侦察敌人的动向，搜集日伪军事情报，由地下交通员转送到大青山游击区。贾恭以担任农会草料股长为掩护，联络社会进步人士，筹集抗日款项和物资。抗救会会员、道教会老道郭久成在旧城大召东仓办了一个戒烟所，以帮助烟民戒烟为名，宣传抗日，发动各界人士捐款，购买游击区所需物品，由地下交通员彭光华设法转送，或由游击区派人运走。

　　抗救会除了上述几个活动据点以外，还在南柴火市、石头巷、海窟街、小北街以及东郊腾家营、旗下营北疙垛铺村一些会员的家作为活动据点。位于东顺城街伪师长徐秉初的家也成了抗救会的联络点。在归绥这个不足10万人口的城市，有中共归绥工委领导下的数十名共产党员和200多名抗救会员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在城内外形成了一个抗救会的地下活动网，有力地配合了大青山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的工作。

　　1940年2月，归绥工委通过抗救会从巴盟师范学校选派了周服礼、何树声(满族)、王贤敏(女)等6名进步学生到延安学习。他们走后学校不知去向，当日本驻校顾问安藤、渡边发现后，立即上报了日本特务机关。日本特务机关组织了大批特务、警察，开始搜捕“共党要案”的行动。他们重点侦察师范学校。一个意志薄弱的抗救会员、女学生燕漫云提供了这6名学生和经常到该校活动的刘炜的情报。此外，日本宪兵队长河野通过与刘洪雄、贾恭频繁来往的孔广和，获悉他们是共产党嫌疑的情况。

　　“厚和惨案”

　　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伪巴盟警务厅、伪厚和警察署组成了“联合搜查本部”，由河野和特务头目三木、大桥指挥，在全城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捕。是年7月13日凌晨，日本军警特包围了巴盟师范学校，对师生逐个搜查审讯，一批师生被送到宪兵队牢房，在五、六天内扣捕了30多人，对赴延安的6名学生家长和亲属也逮捕入狱。17日抗救会领导人得知这次大搜捕的消息，宁德青、刘洪雄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地下党员和抗救会员转移。归绥工委决定宁德青火速化装出城，回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汇报事变情况；刘洪雄、彭光华留在城里营救被捕人员；张旭出城通知农村据点隐蔽。但是，由于刘炜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宁德青、刘洪雄等主要领导人和救国会总部及活动据点。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立即包围了财神庙道教会，70多名敬香的信徒被围困，王信真、王从顺、王永茂3位道师被捕。在狱中他们面对酷刑坚贞不屈，守口如瓶，保守秘密。7月20日早晨，日本宪兵队才把围困的人们放出。刘洪雄化装到财神庙敬香，准备转移隐藏在庙里的文件，不料被守候的特务围捕。抗救会的其他领导人和骨干贾恭、张克敏等几十人也先后被捕。到1941年5月23日，总共有190多人被捕。他们绝大多数被囚禁在旧城东顺城街日本宪兵队监狱。历时一年之久的归绥工委和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彻底捣毁归绥地下党的组织和抗救会的全部机构，日寇对被捕人员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刑讯，惨无人道地使用了吊打、灌凉水、压杠子、烙铁烫、上电刑、插竹签、狼狗咬等几十种的刑法，昼夜不停地刑讯逼供，逐个折磨致死，杀害抗日志士。他们面对敌人的暴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刘洪雄、杨森老人、魏达贤和贾恭的儿子贾学增是在敌人用尽酷刑后，被抽干全身的鲜血而活埋牺牲的。贾恭和女婿梁福润以及赵新民是被日寇刽子手用乱棍打死在监狱的。还有张克敏、李克敏、杨连贵、黄素芳等共产党员以及郑化国、梁福润、岳浦、王信真、宫付荫、王永茂等抗救会员100多人壮烈牺牲，有28人被判处2至10年徒刑，投入张家口察南监狱。这就是惨绝人寰的“厚和惨案”。

　　中共归绥工委和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在日伪戒备森严的归绥，开展了声势颇大的抗日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内蒙古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