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红色印记

　　“伊盟事变”亦称“三·二六”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伊克昭盟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南临长城与陕甘宁边区相连，北隔黄河同河套、包头、归绥相望，东与山西偏关、河曲为邻，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和连接陕甘宁边区与大青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同时，它又是日本侵略者西进南下的屏障，也是国民党军队大量驻扎的地区之一。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绥包以后，进而企图吞并伊克昭盟，实行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1938年3月21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包头设立了“伊克昭盟公署”。不久，大批国民党军队进驻伊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严重影响了伊克昭盟地区的抗日大局。在这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伊克昭盟，保卫陕甘宁边区，对伊克昭盟的工作非常重视，并领导了伊克昭盟的抗日战争。

　　1938年5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迁到伊克昭盟的桃力民，同时，八路军警备骑兵团经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批准，由定边进驻桃力民。中共绥蒙工委在桃力民成立了中共桃力民工委，此外，还在伊克昭盟的乌审、鄂托克、杭锦、札萨克、郡王、准格尔、达拉特旗和东胜县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河西县委、偏关县委也先后派干部进入准格尔旗，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伊克昭盟党组织的逐步健全，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伊克昭盟抗日斗争的领导，促进了抗日斗争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共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在伊克昭盟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伊克昭盟战地动员委员会，组织宣传队，编印《绥蒙抗战报》，广泛宣传、组织、团结、争取蒙汉各阶层人士抗日。工委和骑兵团还积极扩大抗日武装，争取与国民党驻军和蒙古族地方武装开展联合抗日。1938年秋，工委派于占彪等人在包头以西的中滩成立了中滩游击队，开辟了中滩抗日游击区。此外，开展了对地方上层和友军的统战工作，派王浩等到郡王旗苏伯尔汉进入爱国进步人士荣祥的抗日游击军中任连长；与准格尔旗保安队达成了互不侵犯并向我军提供交通便利的协议；与乌审旗地方武装营长那素滴勒盖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1940年，那素滴勒盖从伊克昭盟投奔延安，表示坚决拥护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

　　1941年，正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破坏抗战，制造分裂，在伊克昭盟愈来愈猖狂地实施所奉行的“反共灭蒙”政策。冬季，国民党当局增设了“伊盟保安长官公署”、“蒙旗宣慰使署”、“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三青团特派员办事处”、“第五区党务督导”等特务机关，处处压制伊盟人民的抗日斗争。又派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26师师长何文鼎、骑7师师长朱巨林等反动头目，率部3万多人进驻伊盟。他们围攻和排挤中共伊盟工委及骑兵3营，企图建立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北线防共基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避免与国民党“摩擦”的指示，伊盟工委同骑兵第3营奉命撤回陕甘宁边区。

　　陈长捷的守备军在排挤伊克昭盟地区坚持抗战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对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用“政治渗透”、“军事渗透”、“经济文化渗透”的政策从各个方面加强其反动统治。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在政治上遭受空前的民族压迫，经济上遭受前所未有的掠夺和搜刮。守备军总部向根本不产粮食的牧区强征粮食，甚至搜取蒙古族妇女的头饰。更为蒙古族各阶层无法容忍的是，陈长捷成立“屯垦督办公署”，宣布开垦牧场30万亩，从而激起蒙古族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普遍反抗。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拉特旗人民发动4次“独贵龙”运动。蒙古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943年2月21日，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不堪忍受国民党的统治，杀死了追随陈长捷主使放垦的国民党驻伊克昭盟党务特派员、蒙古民族的败类白音仓。事发后，陈长捷不顾多方劝阻，向札萨克旗王府派兵进行镇压。这时，札萨克旗的保安司令鄂其尔巴图，见敌人已经下手，便决定提前起义。1943年3月26日凌晨，王府所在地新街，响起了起义的枪声，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400多人.兵分三路，向长官公署、绥境蒙政会、国民党绥蒙党部等处发起进攻，击毙国民党要员2名、扣捕绥蒙党部特派员等40余人，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和特务电台。

　　札萨克旗武装起义得到了伊克昭盟各界和各旗人民的响应。起义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开垦蒙地、拒绝在蒙地驻兵、减轻派购军粮、按月发给保安队粮饷等4项要求。鄂托克旗保安队在阿拉庙一带集结，侍机行动。4月15日，乌审旗保安队部分官兵和群众2000余人，在大队长奇金山的领导下也举起了义旗。

　　“伊盟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指令陈长捷、何文鼎以伊克昭盟守备军骑7师、26师主力进行镇压。3月31日，守备军两个团进攻札萨克旗王府，起义军民奋勇抵抗。4月1日，国民党军队在大炮掩护下攻占了沙王府，起义队伍同国民政府委员沙王一起撤离，向乌审旗转移。5月5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乌审旗王府。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对伊克昭盟各旗实行全面军事镇压的局面，马鸿宾部队镇压鄂托克、杭锦两旗，马占山部队镇压准格尔、郡王两旗，驻河套的傅作义部队控制达拉特旗。国民党军队的镇压受到札、乌两旗起义军民长时间的顽强抵抗。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屠杀、镇压蒙古族人民的罪行，对札萨克旗、乌审旗的起义军给予政治上、物质上的热情帮助。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了沙王的代表，专门成立了“沙王接待处”，派负责同志把起义军送到安全地带，满足起义军的所有需求，使起义队伍在乌审旗红柳河以南地区得到妥善安置与保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团结、坚持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张和促进“伊盟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军事镇压失败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傅作义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5月12日，沙王代表起义人员提出和平解决“伊盟事变”的6项要求：陈、何部队立即撤出伊克昭盟；严惩肇事罪魁陈长捷、何文鼎，释放被捕蒙胞；赔偿蒙胞损失，救济被难蒙胞，抚恤被害蒙胞家属；保证蒙胞享有自治权、信教自由及保存风俗习惯的权利；保证蒙胞人权，不得任意更换军政职员和杀害蒙胞；免征蒙胞土地、驼马牛羊及粮食。经过4个月的反复谈判，国民党当局被迫答应将陈长捷撤职、暂缓开垦蒙地和征派粮畜、暂撤驻札萨克旗王府的军队、“宣慰”札萨克、乌审两旗。10月初，沙王和起义军民回到了札萨克旗。

　　“伊盟事变”虽以沙王和起义人员返回札萨克旗而基本结束，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又重新控制了札萨克旗。国民党当局在派员组织“宣慰团”到伊克昭盟进行“安抚”的同时，订下了“缉拿严办”札萨克、乌审两旗起义主要领导者劳赖和奇金山的计划。1944年2月24日，国民党特务诱杀了劳赖；1945年2月，又谋害了在乌审旗坚持斗争的奇金山。

　　1945年2月，为了迎接对日反攻，加强对伊克昭盟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建立了中共伊盟工委，继续领导和帮助伊克昭盟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以乌审旗红柳河以南地区和鄂托克旗城川一带为据点，积极开展对蒙古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乌审旗起义的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编成一个团的武装，并依托陕甘宁边区，在大石砭、小石砭、耳林川一带建立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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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会骄傲的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这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在内蒙古大地上传唱至今。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大地上的红色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如今的内蒙古，经济发展、社会安宁、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生态文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正在建成为祖国北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