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华友

　　海岩，原名侣海岩，15岁应征入伍，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干部，北京新华实业总公司管理处处长，现任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锦江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昆仑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等。

　　海岩已成为当下的一个文化品牌。

　　海岩在1980年代便以小说《便衣警察》以及同名电视剧而红极一时，这几年他的小说更是连续垄断畅销书榜首。读者在远离日常生活的空间里，为他的小说中那悬念迭起、险象环生的情节所吸引，在正义与邪恶的斗智斗勇中获得阅读快感，那荡气回肠、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又让读者在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重压下找寻到片刻的浪漫与纯真。在文学并不景气的今天，在文化同样进入快餐消费时代的背景下，人们还能在作品中感动起来，这也确实是个奇迹。

　　在海岩的名片上，你是找不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样的耀眼身份的。这位具有高级经济师身份的一家资产达上百亿元的超大型国企的老总，同时还是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中国国有资产青年总裁协会副会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兼职教授……海岩自称是个“业余”作家和文学“票友”，好在中国只有一个海岩，否则那些吃文学饭的专业作家岂不都失业了。

　　海岩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俊秀、纯真、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不久前，海岩在北京工商大学与首都各大高校上千名大学生进行交流时就袒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总是写年轻人是因为我喜欢青春。年轻人的爱情很美，从里到外都是美好的。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青春，所以我才拼命写青春。青春的纯真、浪漫、率真、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的。我书中的男主角均是理想化的，女主角是偶像化的。许多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人都是委琐的，这让我不能忍受，所以我的小说中，年轻美丽的安心（《玉观音》）甘愿改造一位花花公子，罗晶晶（《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爱上了贫穷的龙小羽。这就是我的偶像。”

　　熟悉海岩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这种理想主义体现了海岩对真善美执著的追求，是对正义的坚持，对人道的关注，对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玉观音》是海岩小说中最具浪漫和理想色彩的一部作品。在扉页中，他写道：谨以这个故事，献给让我们获得安详、梦想、包容和爱抚的所有女性，愿她们比我们更加幸福。海岩说：“我把安心作为观音来写。观音在印度是留胡子的男性，在中国却是母亲的形象。她温柔、宽宏大量、普渡众生。中国的男人，受伤受气之后，一般希望向一个他所信任的女性倾诉。”

　　海岩承认自己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情有独钟，这也许是源于其对男女两性的独到领悟吧。“男人看女人，第一眼始终是她的相貌。女人的外貌吸引男人可能不超过三个月，而男人的修养和幽默感却可以吸引女人一辈子。女性的魅力在其内涵，懂事、通情达理、顾全大局识大体。女人有时可能心眼小，不开通，可在一些大问题上却比男人心里开通，比较容易原谅人。男人呢，恰恰相反，在小节上不看重，但包容性远不如女人。女性从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是包容的。不过，我写的爱情都是没有理由的爱，因为我认为爱不需要理由。”

　　海岩笔下的爱情故事真的没有理由吗？那些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也许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但是描写爱情的小说比比皆是，海岩凭借什么使他笔下的爱情别具一格呢？

　　海岩的小说除了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和引人入胜外，还有复杂的人性揭示和人情铺排，结局也不完全商业，不那么好莱坞。在他的小说里，往往是善无善报，恶无恶报，有情人终不成眷属，与“大团圆”的审美心理相异其趣，有点与广大人民对着干的意思。

　　“我的小说从形式上看有点类型化，即集公安和恋情的长处于一身，但人物表现均不类型化，我写得也不雷同。这种不团圆的结局和我的灰暗心理有关。我和王蒙、皮皮、陈村、杨澜等曾经参加过一个讨论——21世纪的小说创作还要坚持幸福的结局么？我所有的小说均不是幸福的结局，我的回答是：21世纪还有这么纯粹的爱情么？我认为不会有。纯粹的爱情总有一天会破灭，但曾经特别炽热的瞬间是有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么一个瞬间，长久地留在心头。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美丽是瞬间的，毁灭是永恒的，人的一生从终极上讲是一个悲剧，一生中有几个喜剧瞬间就很幸福了，怎么能很奢侈地要求一个幸福的结局呢？”

　　海岩对警察的职业有一种无可救药的迷恋，这与他人生中的那段警察经历有关。在一篇小说的序言中，他写道：这个职业就像一个引力强大的“场”，有一种深刻的向心力，在凝聚着你，使你即使远离了它，也依旧恋恋不舍地想再贡献点什么。海岩对这段经历的开掘是很深的，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海岩辍学后，十五岁就应征入伍，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共青团干部，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正是这样的丰富阅历，尤其是他对警察生活的熟悉，在他的一部部作品中，警察才成了他最热衷表现的人物。

　　海岩以前当警察是专门“抓特务”的，是一个便衣警察。那段经历他至今念念难忘：“我们抓住了一个从苏联越境来的间谍。间谍携带了一些假介绍信、密写纸、指南针，其使命是接应一个小分队。审讯中，他就胡说，然后被驳倒，后来说真话，可真话是真的假口供，完全是一个自救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那间谍逃跑了。这事和我周围同事的生活经历打动和吸引了我，再加上受一些地摊文学的刺激，心中的那种不服的感觉孕育了最初的创作冲动。于是便有了《便衣警察》中间谍徐邦呈设计在仙童山逃离的一幕。我的处女作《便衣警察》就是慢慢积累起来。《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由一件国际刑警帮助追回中国乐团一把意大利小提琴的案子引起。当然书写出后与原案很不同，主要写一种人性的冲突，警察的职业性与人性的冲突。”

　　《便衣警察》一炮走红，海岩的写作便一发不可收。“嗑瓜子一样，越嗑越有味，然后一溜写下来，人家说好，我再写一部，就像多翻一个筋斗。没想到死耗子居然被市场认可了。很多时候，读者有争议的人物，往往有文学价值，而读者喜欢的却没有多大价值。《永不瞑目》争议很大，有人说我拍警察马屁，警察却说我是自毁长城，让大学生去做卧底，即便是为了国家利益，那也是违反人性的。我是业余作家，我也希望听好话，不希望被人骂，但最终还免不了被许多人骂。”

　　海岩的率真中饱含着机智和幽默，但这种机智和幽默并不能给他带来超人般的时间和精力，在如何分配每天24小时的时间问题上，他还得忍受常人的烦恼。“我对工作和写作时间的安排并非是有意设计的。人家约我写小说，我就写了。白天上班，古板、势利的生活，晚上我就与小说中的年轻人一起畅想，与特别纯洁、美好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从来不在上班时间写，我在国企工作，每晚10点以后和休息日才属于我。因为搞企业嘛，有很多的会，还有应酬，白天没有条件来写。晚10点以后，肯定是累呀困呐，有时我也想看看电视早点休息算啦。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看出来字里行间的那种困乏潦草。”

　　作为国企老总和小说家，海岩游刃有余地处理着这两种角色的冲突，体会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鱼与熊掌兼得的快乐。“我是一个商人，但从不对小说和电视剧进行商业运作。签名销售我从不参加，我也很少上电视接受采访。一部好读的作品肯定倾诉了作者许多想法。写作的时候，我就想，读者能往下看吗？会跟着你走吗？作者手中应该有一根无形的绳，紧紧地攥住读者。美国一家杂志预测，21世纪最赚钱的人是会讲故事的人。无论干什么工作，会讲故事的人一定是领导，所以我不担心自己失业。”

　　海岩还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文学与商业的关系的看法：“文学本不存在商业与非商业之分，这是文学界的傲慢。我崇尚商品，商品是要完美无缺的。一部《泰坦尼克号》的利润，相当于日本汽车工业中两个大企业的全年总利润。英国一位著名女歌手创造的外汇超过英国钢铁业所带来的总收益。娱乐业是很厉害的。我的一本书印30万册，最多也只有150万人读。电视不同，至少有上亿人收看。目前相当一部分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都是垃圾作品，而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却不愿向电视靠拢，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呀。”

　　海岩给人的印象是开朗、坦率、健谈而又幽默，这样豁达，这般大度。海岩虽然不好为人师，但有向他探求成功秘诀的年轻人寻宝似的想从他那寻得真经时，他往往“形而上”地指点一番：“现在的年轻人往往把理想看得太具体，一旦达不到就会产生失败感，因为他目的性太强。我觉得不要有太多的或者是不要有太具体的理想。理想要远一点、虚一点。但是，眼前的每一件事都要做好。我崇尚道家处事不争的思想——水，贵柔，随形而行，处下不争，无处不可以渗透。这种看法是会给人带来好处的。”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8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