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体会到梁思成保护北京城的心境

5月14日夜11点40分，中国文物保护界泰斗罗哲文因病辞世，享年89岁。

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挎着一架尼康专业相机，骑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为这座千年古都留影。“看到北京城被拆，他太痛心了。”其女弟子曹南燕说。

她曾随罗哲文去拜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侯仁之拿出一张明代的北京城规划图。在这张泛黄的图纸上，两位老人指点着告诉曹南燕：“这里，我们原来要求保护。那里，我们也要求保护。但是都没有保成。”他们的神情非常无奈和惋惜。

让老人们无奈和惋惜的，远不止于此。早在1986年，罗哲文就参与制定北京城区的限高方案：以故宫为中心，往外一层层限高，故宫周边建筑物不得高过故宫。但几年后，这一高度就被突破。

如今，出现在故宫游客视线中的，除了传统的斗拱飞檐、金色琉璃，还有远处现代的玻璃幕墙高楼。“惨不忍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如是评价。

晚年的罗哲文，也越来越深地感到了梁思成保护北京城时的心境。[详细]

建国初期，为了保护北京古城的城墙和牌楼，罗哲文的老师梁思成奔走呼号，却被斥为“老保守”。城墙与牌楼最终被毁，梁思成如刀剜心，数次痛哭失声。

半个多世纪后，罗哲文面对的是类似情景。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文保专家，罗哲文几乎未曾缺席中国任何重点古建筑的维修，实地探访过全国一百多座历史文化名城，帮助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名录中遗产数排名第三的国家（41处），并跑遍秦、汉、明代长城，建立了长城学。但这些年来，中国的文保现状越来越不容他乐观。

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例。“这些年的旧城改造，比一场战争更甚。98%以上的名城面目全非。现在要想找到一个非常完整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概率几乎是零。”他的弟子、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丹青说。

罗哲文因此越来越忙。退休前，他是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退休后，除继续任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外，他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国长城学会名誉会长。此外，与文保有关的事，他几乎来者不拒，更像是信访办主任。

在他的家——北京市安贞里的一个普通二居室，全国文物被毁的求救电话此起彼伏，央其转交的材料纷至沓来。罗哲文形容，自己的电话就像“119”热线。本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他，因此只能运用自己的声望和对政府的影响，扮演“救火队员”。他紧急制止的古城破坏、文物损毁事件，不在少数。

数年前，南京曾因要修建沪宁高速，砍去了中山陵大批种植于民国时期的悬铃木。毁林事件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当时在国家园林处工作的曹南燕随领导赴南京考察，撰写调查报告。报告完成后，罗哲文仔细看过，一一批示。事件最后得到处理。这份批示，曹南燕至今保留。

2004年，昆明市准备改造文明街。文明街是该市仅存的一片具有完整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罗哲文、郑孝燮与阮仪三赶到昆明阻止。罗哲文主持了讨论会，当场要求云南省省委书记、省长和昆明市市长表态，保留这一历史街区。

穆森是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负责人。三年前，为反对五大道拆迁，他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并告知正要出差的罗哲文，请在收到呼吁书后签完字立即寄回，以便发给天津市委市政府。

电话那头的罗哲文意识到事态紧急，停了几秒钟，告诉穆森：自己授权请他代签。“晚几天，可能现场就被推平了。他相信你，把他的个人名誉押给你。”穆森说。呼吁书后来被国家文物局网站、光明网等转载，局势有所缓解。

2010年，一段宁夏古长城被破坏。得知情况后，罗哲文与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立即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写信。几天后，心急如焚的罗哲文告知丹青：再没有回复，你就飞过去调研。所幸国家文物局及时出手，事件得到遏制。

这位喜欢跑步的老人，一直在与推土机赛跑。[详细]

年过八旬的罗哲文，也在与时间赛跑。

身边人提起他，频频用的一个词，是“不服老”。每次外出考察，曹南燕一搀，罗哲文就跑，吓得她不敢再扶。

罗哲文去医院也是偷偷摸摸，看几天，稍微见好就不看了。“他非常好强，内心自己与自己较劲，从不愿意把病歪歪的一面展示给外界。”穆森说，罗哲文总认为看病是耽误工作。

即使去年6月因前列腺癌大出血，当被邀请评选“中国景观村落”时，罗哲文还是告知不知情的主办者：“我一定来。我自己买票。”后被妻子劝阻。

“古村落保护这块，是他一手呵护，像孵小鸡一样孵出来的。当时我就感觉，可能他在心里有准备，准备在自己的岗位上献身。”说到这里，主办者——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安蒙忍不住落泪。

而在日常生活中，这位一张娃娃脸的老人，性格像个小孩，童真未泯。

一天，他高兴地通知曹南燕，自己家被盗了。后者为他的反应大惑不解。他这才解释，被他视若珍宝的相机没丢，反转片没丢，文保材料没丢——从保护古建筑那天起，他就不停拍摄，积累了包括北京老城楼、1950年代前门风貌在内的大量珍贵照片。

“钱丢了吗？”曹南燕追问。

“不知道。”

他狭小的家中，到处是直达屋顶的书籍和材料，沙发也被堆满，无法入坐。有访客前来，罗哲文就会做一个鬼脸，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常送人自己的新书，客人不好意思索字，他就主动撕去包装，题词。合影时，他还会说一些小笑话调节气氛。“性格幽默，没有架子”，是客人对他的最深印象。

“其实，他的内心应该很痛苦。”穆森分析，从事文物保护研究超过七十年的罗哲文，把自己视为中国文保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整天愁眉苦脸，听到拆的消息就流露出无奈，他会怕很多人失望。

“他永远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让大家能怀抱着一个希望。”他说。

但有的时候，温和的罗哲文也忍不住发火。阮仪三记得，1980年代初，苏州准备拆掉城墙，罗哲文对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等到苏州开始造假城墙时，罗哲文又大力抨击。但假城墙还是建了。

广东和福建都分布着大量土楼，土楼申遗时，两省都希望自己成功，对手失败。罗哲文曾严厉指出：“土楼是中国的土楼，有土楼的地方都应该评上。”不过，最后只有福建土楼申遗成功。

一位文保界人士回忆，在遇到文物保护困难时，以罗哲文、谢辰生和吴良镛为代表的一批文保、建筑规划界老人，从未放弃努力。罗哲文常说，“还有希望”；谢辰生与吴良镛则会说，“文物保护，亡羊补牢永远不晚”。“他们的眼睛永远看着未来，总觉得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保护好我们自己的文物。而且他们不断地把这个信念传递给他人。”穆森说。[详细]

2012年1月27日，梁林故居被拆。有记者采访罗哲文后，写他支持“维修性拆除”，罗哲文因此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风波。网友纷纷谩骂，有文保界人士也怀疑高龄的罗哲文糊涂了。

看到新闻，穆森的本能反应是：有人在利用罗哲文。他第一时间把新闻告诉了谢辰生。谢辰生表示难以置信，随即与罗哲文取得了联系。

罗哲文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每天接的电话太多，是不是有人问，我‘嗯’一声，稿子没给我看就发出去了？”当时他身体状况急速恶化，已无暇他顾。

经过详细核实，谢辰生告诉《东方早报》记者：“罗哲文以为是要在原址盖梁思成纪念馆，而且是北京市文物局同意的事情，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同意的，哪想到这都是开发商的说辞。后来，当我上个月在媒体上澄清这个事情之后，罗哲文已经住院了，他在医院里还打电话给我，感谢我替他最后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终其一生，罗哲文也曾引发一些非议。最大的非议，或许来自被称为“保皇派”的他，在一些矛盾突出的问题上，很少与政府尖锐地唱反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主张和谐的”。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总结天津五大道文保模式时，曾提出“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他就公开表示大力支持。

“我们说政府是破坏的最大动力，但如果不拆，它也是最大的决策者。”穆森支持罗哲文。“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干文物保护，必须高举政府主导的大旗。如果你确确实实保护住了，哪怕有些问题暂时无法被问责，我认为也算是成功的。”

“他是在跟着社会时代走，尊重社会现实。”张安蒙说。从事了二十多年古村落保护工作的她告诉记者，不同于一些只谈保护不谈开发的文保专家，罗哲文很早就开始关注如何在开发中保护古村落。

“他内心想要保护。但如果今天说要‘绝对保护’，没有人听，你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够,效果更差。”张安蒙告诉记者。

实际上，手把手教会罗哲文测绘的梁思成，也是这么想的。“梁陈方案”后来被误读为“一切都不动”，罗哲文称这并非梁思成原意。

“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说城墙并不是一点都不能动，妨碍交通的地方、需要开口的地方也可以开口。他也设想过城墙花园……他保护古建筑，还有一个特点是主张古建筑要为民所用。这个思想是很超前的。”罗哲文曾表示。

但问题在于，受制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房地产摧枯拉朽式的开发、地方官员对GDP的渴求及审美能力低下等因素，被开发的同时得到成功保护的中国古城、古村，寥若晨星。这使得更多文保专家倾向于抵制开发。

因此，罗哲文会与其他专家出现观点上的分歧。比如，在历史文化名城是否应“限量”的问题上，阮仪三主张限制数量，罗哲文则相反，主张降低门槛，增加其数量。他的理由是，“多保护一个总比少保护一个好”。

2012年初的一次会议上，阮仪三等专家想对一些对历史街区保护不力的城市亮红牌，将其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除名，与罗哲文发生争论。罗哲文不同意的理由是：一旦被开除，很多城市破罐子破摔，损失更大。

“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到现在为止，他的意见可能还是对的。”阮仪三说。

时间推移至2012年5月，罗哲文病情渐重。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5月4日，媒体曝光，在为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关闭近两年的司马台景区，长城脚下已成为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

病榻前，丹青将这件事告诉了已经无法言语的罗哲文。这位曾为司马台长城亲笔题词的老人，只能紧紧地握一下他的手。[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