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官场“矿难”背后

官场连震 山西成最大“景阳冈”

资源大省的官场沉浮

8月29日下午5时许，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落马。不到3个小时之后，山西省委委员、副省长任润厚落马。这是中纪委近期第三次在一天内拿下山西的两名高官。“晋善晋美”的山西大地上，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中共山西第十届委员会中，已有5位常委落马。分别为：2月27日宣布被查的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6月19日宣布被查的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8月23日宣布被查的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8月29日宣布被查的白云。由此，以煤炭资源闻名的三晋大地当之无愧成为十八大后中纪委“打虎”最大的“景阳冈”。

加之山西长治市原市长张保、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交通厅原厅长段建国、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原局长安俊生、监察厅副厅长谢克敏等一批厅局级官员也相继落马，近段时间山西反腐的风头，与前段时间四川的反腐似有一拼，让人刮目相看。

煤焦领域反腐拉开大幕

根据山西纪委、监察厅发布的数据，2013年，该省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336人。如果算上案件频发的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就更为可观。这些落马官员所履职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山西省的交通、纪检、政法和国土城建四大系统。而山西省内积弊已久的煤焦领域反腐，随着前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的落马,亦拉开大幕。

一天内宣布两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山西已不是第一次。两个月前的6月19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由此，山西也像此前的四川和石油系统一样，陷入了腐败案件高发的旋涡。随着“老虎”和“苍蝇”纷纷现形，这背后的山西政商朋友圈也逐渐浮出水面。

“很简单的权钱交易买卖关系，比如说在吕梁，当官的要往上爬，没钱行不通，主要就是靠和老板们拿，老板的钱也不是白拿的啊，谁也不可能把钱白给你啊，除非你们以前就是好关系，但这好关系又有几个是君子之交，还不就是权钱交易。如果你拿着老板的钱上去了，之后能不为他办事？到时候要想公事公办，怎么可能？已经绑在一起了。”吕梁的一名企业家表示。长此以往，吕梁政商两界已经不分你我。官员需要钱的时候，老板们双手奉上，老板遇到问题了，官员出面摆平。以致在吕梁当地，人们说起某家企业时，直接就以某某领导的企业称呼。[详细]

一部分在解决反腐欠账

山西这一轮反腐之力度前所未有，一方面原因是中央推动非常坚决，另一方面是当地腐败问题沉疴多年。十八大以来，最早的山西反腐消息是今年2月27日，山西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被调查。

从2006年8月调任山西以来，金道铭已经在这个产煤大省待了7年半。 金道铭任职山西省纪委书记的几年，正是煤炭市场井喷，山西省煤焦领域内的大案要案不断爆发的几年。有知情人士指出，山西在这一轮反腐中受灾严重，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于该省过去在反腐上的“欠账”。“这个账有些是金道铭欠下的。”

金道铭长期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这使得他和山西省不断爆发出的贪腐大案多有牵涉。在已经公开的信息中，金道铭在白培中、张新明案中均有牵涉。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在家中被抢近5000万元。其妻报案，称被抢300万元。一审法院最终认定1078万元，其中80多万元涉嫌违纪。这一狗血剧情，最终以白培中被免职、留党察看一年告终。

环环相扣，前腐后继一语成谶

从已有资料我们还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山西省的贪腐窝案呈现着大环小环环环相扣的状态：刚刚被宣布调查的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是此前落马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的同乡，两人均为山西平陆县人。此外，陈川平曾是申维辰的继任者，2010年，申维辰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陈川平接替其出任太原市委书记。今年4月，申维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4个月后，他的“继任者”也被宣告落马。

与陈川平近乎同一时间被查的另一省委常委聂春玉亦与多名贪腐官员有联系。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是聂的继任者，两人先后担任过山西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在吕梁任职一年后，便进入省委任秘书长，一年后担任副省长时聂春玉接替了杜善学省委秘书长的职务。杜善学与聂春玉与丁雪峰也有交集，丁雪峰在吕梁先后与这二人共事过。

此外，金道铭在2006年担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时，杜善学是山西省长治市长，令政策是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申维辰是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聂玉春是山西省吕梁市委书记，陈川平是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虽然目前官方并未披露这些违纪官员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由各种地域、交情色彩构筑的官场圈子，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煤焦产业链上的危险官商关系

这些仕途起于山西或山西籍官员，在他们的地方执政经历中或多或少的会与煤炭打交道，而煤炭又在过去二十年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情况屡屡发生。

从煤炭资源配置开始，谁拥有开采的权利，谁就具有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在令政策担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的3年多时间里，正是煤炭产业高速发展的时期，煤炭价格和煤炭产量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原煤价格上涨了一倍左右，煤炭产量则上涨了近30%。2004年，山西的煤炭产量是5.02亿吨，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至6.56亿吨。此时的煤炭，不仅价格高企，还奇货可居。煤矿开采权和煤炭外销权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权力。

即便是煤炭资源纳入国有企业经营，同样存在腐败的空间。在已爆发的案例中，先后有国企负责人在煤炭生产、销售过程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的案件，如山西焦煤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玉斌利用职权在煤炭销售过程中受贿120万元。行政力量在资源整合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给官商之间的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今年5月份被宣布调查的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其落马被指与煤炭的整合有关。导致宋林落马的华润集团在山西的煤矿收购，则涉及吕梁多个区县。

煤老板们与部分政府官员的利益共生关系，则更加直接，诸如参股煤矿等花样翻新的利益输送，从未停止。除了直接插手煤矿之外，一些官员则利用手中权力充当“保护伞”、“收黑钱放黑车”，如和顺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李文，涉黑非法经营获利450万元。甚至一些买官案中隐隐也与煤炭黑金有瓜葛。

贪腐成山西经济转型并发症？

由此可见，山西的反腐始终摆脱不了与煤炭的复杂纠葛。放眼全国，凡是资源优裕的地方，几乎都是腐败重灾区，这也成为困扰资源大省山西的一个魔咒。在过去，山西煤矿“多、小、散、乱”的格局，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矿难频发，也为腐败滋长提供了肥美的土壤。为此，山西数次试图通过转型发展，去除沉疴痼疾。

过去十年，山西煤炭资源开发主体几经更迭，经历了从国有走向私营，再从私营被收归国有的反复历程。然而，几乎每一次转型的努力，都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导。在此期间，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始终掌控着资源获取、安全监管、整合等至关重要环节。在行政手段主导的平台上，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又给权力寻租创造了机会。原本腐败横生的煤炭领域，只是一次次地重新进行权力的洗牌和利益再分配。所谓晋官难当是因为伴随“黑金”而生的腐败试图渗透进权力的每一个链条，只有权力的下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举拿下四名省委常委一定不是山西反腐的终点，反腐肯定会继续深入推进，而是否还有更大老虎被揪出来，成为舆论所关注的话题，例如令政策落马后，其受关注程度大大超过同时落马的杜善学，占领各个媒体的重要位置。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这里我们想说的是，不管涉及谁，不管职务多高，也不管“功劳”有多大，只要违反党纪国法，都必将严惩不贷。

此次山西两名常委被查，系中纪委在周永康案后首次打虎。也是继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铁律之后，再一次为所有的人民吃下一颗定心丸：打虎，没有终点。当然，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中国法治也要进入新常态——将反腐纳入制度之中，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制约官员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