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蜕变与重生:《白毛女》70年后再巡演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1945年，歌剧《白毛女》的旋律在延安首次唱响，演员的唱腔还充满浓浓的民间风味。剧中这个来自河北省杨各庄的少女喜儿，正在除夕夜等待爹爹归来，而她的命运即将发生巨变……

首演便轰动延安的《白毛女》，此后席卷全国，在官方和民间的舞台上传唱了几十年。

当年，和《白毛女》一样的红色经典，曾吹响时代的号角，甚至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然而，当历史渐渐远去，这些红色经典中的艺术色彩，以及那种改天换地的青春理想激情又开始被后人怀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红色经典曾在公众视野中消失数年；直到1986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刘长瑜演唱京剧《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红色经典才再次在重要晚会上亮相。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掀起了红色经典复排风。随着苦难年代渐渐远离，鼓励斗志、激发革命理想的政治意义逐渐褪去，红色经典变为单纯的理想和怀旧符号。在思潮复杂的改革时代，人们反而喜欢回望过去，寻找“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世纪90年代的复排以京剧、舞台剧等形式为主，影响还不算大。而2000年前后，一批红色经典被搬上电视荧屏，引发了红色经典热。

这股热潮曾在2004年达到高潮：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轮番出场，获得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发了观众、业者、学术界、媒体等方方面面的热议。

而迎合市场的改编甚至“戏说”也引发了不满，为了反传统叙事，让英雄反面化，甚至让解放军和土匪情人谈恋爱等做法被认为会“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而过于急功近利的娱乐化改编也造成了观众对此类作品的审美疲劳。

为此，广电总局在这一年先后发出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等文件，限制对红色经典的改编。

电视荧屏上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暂时退潮。

四年之后，2008年首播的电视剧《红灯记》却在“批红”风下做了另一种尝试：摒弃“戏说”，选择“正说”，但恢复了原作的谍战风格，将革命故事和悬疑推理结合，主人公的情感也点到为止，没有刻意放大。

电视剧播出后获得观众和业界一致好评。

2011年年底，天气刚刚转凉，李珑一行人拜访《自有后来人》原作者沈默君，年近80岁的老人拉过李珑的手，“你摸摸我的脉搏，看它跳得有多快”。在沈默君老人看来，李珑的改编思路让《红灯记》重生了：“红灯记就应该是既有革命情结，又有谍战情节的，我们那个年代创作不允许，要求必须是革命的”。

沈默君拿出几十年前创作《自有后来人》的原著手稿，一页一页翻着：那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充满着生动的细节，完全不是只有民族矛盾和革命大义。

2004年，得到沈默君许可后，有红色情结的李珑花了两年时间改编剧本。他对编剧提出要求，“大节不虚、小节不拘”。在李珑的理解里，《红灯记》不可能脱离革命精神而独立存在，但作为影视作品，它必须有紧张的故事情节和让观众信服的人物刻画。

电视剧延续了原著的核心人物设置，却增加了“情”的元素，李珑解释这份情不是迎合市场的爱情，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伦之情。

在电视剧《红灯记》里，李玉和没有说出“阶级情义”大于“骨肉情义”的大道理，反倒在生活细节处处弥散着祖孙三代人浓浓的亲情：李玉和欲打莽撞的女儿又不舍，铁梅用辫梢儿叫醒父亲，李奶奶对儿子婚事的操心等等……

亲情之外，当然还有爱情。不单单是英雄有了血肉和情感，甚至失节者也有内心的挣扎和苦痛。比如，在电视剧里，酷刑固然让王连举心生动摇，但最关键的却是出于保护爱妻的本能，王连举是一个叛徒，但更是一个在情与理、家与国之间犹疑徘徊的分裂者，他有属于这个人物设定的可悲之处。

李珑坦言，电视剧《红灯记》能成功，对原著的尊重和改编所投入的匠心缺一不可，尽管如此，李珑也不是没有遗憾。

“当时正值审查最严的阶段，很多想法没有实现”，李珑举例，比如反派鸠山的刻画，剧本是比最终呈现出来更具有人性化的，审查过程中删去了四段鸠山和歌姬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可能可以保留。

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成长在革命家庭的李珑感叹，今天的创作环境给红色经典改编提供了更好的土壤。而相对于此前盛行的“戏说风”，李珑的成功尝试无异于于一次“拨乱反正”，也给其他作品的改编提供了新的思路——红色经典中的“正能量”并不过时，重要的是如何让过去的英雄打动今天的观众。

席卷全国的“007式”3D大片，8.8亿元票房，金鸡奖9项提名，在徐克之前，没人能想到，红色经典改编的电影能在今天获得如此成功。

相对于观众年龄层次偏大的电视剧小屏幕，平均受众只有二十几岁的大银幕却一度和红色经典保持了距离。目前的红色经典改编电影主要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片。

直到2014年武侠老怪徐克首度将《林海雪原》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智取威虎山》搬上大银幕，精彩的视效和传奇的打斗令人叫绝。

媒体和学界纷纷探讨徐克的尝试，称他善于萃取红色经典的“正能量”，既没有让土匪变成好人，也没有让杨子荣谈恋爱，却将红色经典与当下生活连接起来——从纽约归来的孙子回到东北老家寻根，还原了当年的惊心动魄之后，剿匪小分队和英雄杨子荣悉数“复活”，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而徐克最擅长的商业片叙事则将杨子荣、少剑波等红色英雄塑造成好莱坞式的英雄，少谈主义，多谈人性——上山剿匪除了拯救百姓，也为了让栓子与被土匪绑架的母亲重逢。

经过几代人的演绎，《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徐克自己也知道并不可能改变故事的结局与走向，但需要让杨子荣与座山雕的故事更加丰富，人物性格更接近所谓的戏剧真实。

在角色性格上，为了让杨子荣单枪匹马深入威虎山的行为更有根据，电影中加入了小男孩栓子和她的母亲马青莲，后者被座山雕逼迫成为压寨夫人，导致母子分离。对此，徐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杨子荣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的情怀，那么人物的英雄感就不够庞大。有栓子这个人物，他的英雄感才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而徐克让红色经典呈现出视觉奇观，在他看来，也不全是自己的发明：“根据小说来看，奶头山、英雄峰这些场景都有很强烈的视觉效果。我觉得作者本身可能在东北体会到很多生活经验，他经历过的很多我觉得视觉描写方面都很精彩。”

《智取威虎山》取得票房和口碑双收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70年》参与著作者李杨表示：“估计这一成绩未来会激励出新一轮以革命历史故事为对象的改编热潮。”

但他认为《白毛女》的改编并不容易，一是这个故事的标志性太强，二是其牵扯到几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不过，正如《悲惨世界》同名电影能够让新时代的观众热泪盈眶，李杨认为，《白毛女》反映的压迫与反抗、穷人的尊严、艺术的人道主义与悲悯情怀等等，都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

《白毛女》的传奇开始于冀西30年代“白毛仙姑”的传说，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成文，是响应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典范。

1945年首演时，歌剧《白毛女》是对中共七大的献礼。但因其深入人心的民间基因，《白毛女》被以各种形式不断演绎着。

“北风吹、雪花飘”的唱段至今仍被传唱，除夕之夜为二尺红头绳欢欣的喜儿形象依旧动人。

几十年来，《白毛女》曾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芭蕾舞剧……1950年由老艺术家田华、陈强等主演的《白毛女》老电影，票房和影响高居新中国迄今为止生产的各种影片之上。

歌剧版经过王昆、郭兰英、彭丽媛等几代人的演绎，更成为抹不去的经典。

如今，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然过去，但穷苦女性反抗命运的悲歌依然震撼。

“《白毛女》曾经是一部走在时代前列、里程碑式的电影。”本次参导歌剧、3D电影的导演侯克明说，当年，《白毛女》是民族矛盾转向阶级矛盾前的标志性作品，其深入生活、揭示农民苦难的创作态度也十分值得敬佩。

而除去政治承担，《白毛女》本身的艺术性让它能够真正走入大街小巷、寻常百姓家。贺敬之的创作有很强的文学性、戏剧性。几代音乐人的创作让白毛女的旋律优美动人、朗朗上口。老艺术家们的表演也让喜儿、杨白劳、黄世仁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复排歌剧《白毛女》首先是向经典致敬。“几代人琢磨了几十年，一招一式，前人都已经想透了。”侯克明说，在1980年代彭丽媛演绎的白毛女之后，此次复排属于30年后首次完整意义上的再次排演。

新一代《白毛女》首先还是要向传统、向经典学习，追求原汁原味的呈现，剧本的主要依据是1962年的郭兰英版，而郭兰英本人也是艺术顾问之一。

一开始，老艺术家们总觉得“不行”。“虽然是在演，但仍然不是白毛女，只是穿着旧衣服的现代人。”

在演喜儿被黄世仁的母亲扎嘴时，新社会成长的青年歌唱家雷佳一开始无法发自真心表现那种痛。郭兰英亲自示范，在场者无不震撼，“我小时候就被这样扎过，在将睡着的时候，被猛扎一下，很疼呀！”

在真正有了发自内心的情绪后，雷佳本身的声乐和表演专业优势如虎添翼。侯克明介绍，雷佳不仅接受过现代声乐训练，还学习过各地民歌，非常适合白毛女所要求的民族特点。同时她受过专业的民族戏曲和舞蹈身段训练，举手投足之间美感十足。在老艺术家手把手的指导中，雷佳越来越成为角色本身，极强的爆发力让侯克明等在场者都不禁为之感动。

“此次《白毛女》歌剧和电影，将原有的3、4小时剧本进行了精简，但“大春和喜儿这对年轻男女美好的爱情并没有删”。此外，历史上，为了增加斗争性，杨白劳曾被改为在奋起反抗后被黄世仁打死。新版《白毛女》遵循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叙事——杨白劳是窝囊的老农民，被逼卖女后绝望自杀。

“历史就是历史，应该让年轻人知道。相信音乐的力量和《白毛女》故事本身的多重性仍然能打动今天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