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驱逐艾滋男童的2015：在艾滋学校获得新生

第一次见到9岁的罗坤（小名坤坤），他刚刚从临汾市配完眼镜回到学校，或许因为疲劳，他没有打招呼，拖着疲惫的步伐径直返回了宿舍。

第二天再次来到学校，他一改前一天的冷漠，穿着灰色棉袄、蓝色棉裤，主动张开手臂拥抱，蹭着大腿，热情地牵着你的手到处走。

在这里，年纪较小的孩子看到陌生人都会露出童真的笑容，而大一些的孩子则会低着头，努力走出你的视线范围。

2014年底，在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3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将村里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坤坤驱离出村，甚至唯一的抚养人爷爷罗文辉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字。

坤坤的命运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各方协调下，今年3月3日，他被送到治疗和教育艾滋病儿童条件相对最完善的山西省临汾市红丝带学校。

初到学校，爷爷担心他不愿意留下，趁熟睡后悄悄离开。开始的两天，坤坤到食堂打饭，都会说打两份，留一份给爷爷。食堂刘家仓师傅两次告诉他“爷爷回家了”，坤坤才没再提起爷爷。

在刘家仓看来，他不是忘了爷爷，而是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现在想爷爷时，也只是在电话中不断喊着“爷爷、爷爷……”

一个周末，坤坤在刘师傅宿舍看电视，电视剧中出现一名孩子喊爷爷的情节，刘师傅看见坤坤眼睛死盯着电视，眼眶湿润。

有时，刘家仓告诉他自己要回家了，坤坤就说“我跟着你走”。刘家仓知道他是想家，就带他到村子里买糖安慰他。

和别人交流时，坤坤常常低着头，眯着眼，无论说什么，都会张着嘴微笑回应，但很少有语言表达。由于从小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坤坤的语言能力很差，甚至说不出十个字以上的句子。

之前在四川，坤坤看电视的距离过近，导致现在视力严重损伤。

一次，贺老师在黑板上抽查他的数学，坤坤坐在座位上，既不回答也不说话。“把他放到第一排，说看不到，我还以为是太调皮不配合，后来才发现是近视。”验光后，坤坤的眼睛被查出患有高度近视，一只眼700度，一只眼800度。

“谁能想到，9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高度数的近视。”

初到学校时，坤坤的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水平。

“刚来的时候，说话我们都听不懂，一个字都听不懂。数学更是一窍不通，数字1是什么概念都不知道。”贺延庆回忆。

由于没上过学，他不理解上课时应该做什么，一会儿站起身，一会儿走到老师旁边在黑板上画画，一会儿捅一下同学，“想睡就睡，想躺就躺，想走就走，想跑就跑。”

在四川吃惯了米饭，他不愿意吃山西的面条，常常不吃饭。生活老师刘丽萍发现，他常常“有喜欢吃的就拼命吃，不喜欢的一口也不吃。”

在生活老师刘丽萍看来，坤坤不具备一名9岁儿童应该有的社会行为和知识水平。吃饭的时候不坐餐桌，端着碗满院子里跑。一次午饭时间，吃着吃着，人不见了。刘丽萍不得不发动全校师生找他，最后发现在他一个人蹲小树林的角落里玩。

他没有偷的概念，但会主动拿别人的东西；他也没有性别的概念，女生在洗澡，他也会跑进去。没事做时，他常常主动去挠和咬其他同学，甚至会捡食别人扔掉的零食。

有时学校发食物，他不喜欢吃，但会把它们藏起来。刘丽萍记得，一次大家去北京，坤坤在书包里放了6个半瓶装的矿泉水，都是喝过的。除了食物，坤坤最爱藏的就是钥匙，他常常把所有宿舍的钥匙拔掉，揣在自己裤兜里。

手机也许是最能吸引他的玩具了。有时，刘家仓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坤坤会凑过来主动抱着刘师傅，眼睛瞅着手机，蹭来蹭去。得到默许后，他就拿过来把玩，一直到没电。一次，在玩校长的手机时，不小心把通讯录全删了。

经过九个月的教育，现在坤坤不再捡垃圾吃了，也知道吃完饭刷洗餐盘，在课堂上也可以坐得住了，但由于基础太弱，学习还是远远落后于同龄儿童。

“现在能数到20，但是10以内的加法还不行。”李锐老师记得，开始时，坤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简单的字能写十来个——人，大，口，木……但写得很丑，每个笔画都离得很远。”

课堂上，坤坤被老师要求写下数字6和9。坤坤右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使劲画了个圈和直线，但写出来的9是反的。

老师问，9是这么写的吗？

他用手擦了擦黑板，回过头，眯着眼，不好意思地咧嘴笑。

坤坤就读的红丝带学校，前身是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主要治疗传染病的医院）的艾滋病分区——2003年“非典”时期，因这里位于城市下风口，且远离城区，曾被用作专门治疗“非典”的病区。

2004年“非典”过后，病区被延续下来。医院将住在市区的艾滋病人送来进行专门治疗，并将此处起名“绿色港湾”。彼时的“绿色港湾”，砖墙都还没有抹水泥，成片裸露在外。病区周围，则是林立的公墓。

现在在学校接受教育和治疗的胡泽涛、苗苗、翠翠等几名小孩，于2004年10月入住“绿色港湾”，成为这里的第一批病人。学校主任乔吉平回忆，孩子们刚来的时候病得特别厉害，“发烧、没法吃饭，身体状况非常差。”

孩子们接受治疗后，如何受教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开始时，医护人员自发成立了“爱心小课堂”，轮流对孩子进行辅导。孩子们就住在由病房改成的宿舍里，吃穿教育费用，由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出一部分、职工集资一部分。

渐渐的，孩子越来越多，医护人员精力、水平有限，“爱心小课堂”逐渐开始对外招收专职教师。

为了找到老师，招聘时会把环境说得比较模糊，有些老师来了了解了情况，没几天就走了。乔吉平记得，曾有一名女老师，上课时戴着口罩和手套，穿得好像进入了辐射区。

病区所在的东里村也对这里颇为排斥。医护人员们常常拿着资料普及艾滋病毒的知识，但病人们去洗澡理发，一说是这儿的，村民都不让进。为了孩子们，医护人员只能买来工具，让食堂的李师傅帮忙理发。

那会儿，学校没有围墙，也没人敢来偷东西。现在，人们逐渐了解艾滋病的传播，学校丢东西成了常态，甚至地里的菜也常常被偷。

2012年，由“爱心小课堂”演变来的红丝带学校，被收编为卫生局管辖下的教育机构，获得9个编制。在编老师的工资由财政局发放，师资力量逐渐完善。

但相比普通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红丝带学校又有其特殊性，这里的孩子每天要吃药、抽血化验和接受治疗。

之前，校长希望在这里挂上高中的牌子，多次协商却未能获批。后来学校与临汾市重点高中——第三中学沟通，自己作为三中的“红丝带班”，学籍也并入临汾三中。

教育渠道打通，资金问题却始终伴随左右。乔吉平曾去有关部门为教师争取“特教学校”的工资待遇补贴，但工作人员回应，“国家层面上‘特教学校’只有聋哑、残疾，你们不属于这个范畴。”

目前，依靠社会募捐和民政局拨款，孩子们的日常吃喝和编外老师的工资可以勉强维持，但一年近100万元的开支，让学校建设常常捉襟见肘，这里唯一的乒乓球桌上，看不到球网和球拍。

刘丽萍老师说，现在最想做的是能让坤坤回去和爷爷过一个春节，但这笔开销，学校却负担不起。

大家担心，如果哪天某个孩子病情加重，治疗费用都会成为问题。

很多孩子刚来的时候，对家庭都没有概念。

“如果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会明白失去父母的痛。但如果生下来后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他们没有母亲这个概念。”

一次，刘丽萍问坤坤，“你的爸爸呢？”“我的爸爸死了。”在坤坤的认知中，不理解“爸爸”是什么。

在学校生活久了，孩子们才慢慢理解了家的概念。

刘丽萍老师觉得，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很重要。一次，她问一年级的孩子，“知道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吗？”“知道，因为我身体不好。”刘老师继续问，“什么原因导致的你身体不好需要吃药呢？”“因为我们是携带者。”

在坤坤的药盒里，装了3瓶药和2块咬了一半的月饼。他说，药是苦的，那2块月饼，或许才是他吃药的动力。

如今，红丝带学校共有一年级、五年级两个年龄段的18名孩子，和16名读高中的孩子。

学校的作息时间和普通学校相同，老师根据教案授课，但具体教学会因人而异。乔主任介绍，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差距很大，“针对好学生，教好学生的进度，针对差学生，教差学生的进度。”

“为什么要设立高中，我们想过很多。”在乔主任看来，读大学是这些孩子的唯一出路，“现在有四五个小孩学习成绩还不错，应该可以考二本。”

在他的规划中，如果考上大学，学校必须要在资金上给予支持。“34个孩子中，基本上都是单亲，有三分之一是孤儿，父母健在的只有几名。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家徒四壁，院里都是杂草，根本无法读大学的费用。”

乔主任相信，只有让孩子们顺利地把大学读完，将来在社会上才能有立足之地。而现在，坤坤的学习能力是最差的，乔吉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坤坤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最终融入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