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的今天　6月26日

　　1938年6月26日

　　日军在海空火力支援下，进攻南京到武汉间的第一道屏障马当要塞，中国守军第16军与日军白刃搏斗，战况十分激烈。因增援部队迟迟未到，马当要塞当日失陷。

　　曾因研究昆虫而被称为“雕虫虬髯客”的周尧在24岁时，以他的勤奋好学和研究天赋获得了赴意大利留学的机会。在异国他乡得知国家遭受日寇侵略时，这个文弱书生毅然选择为国家而战。

　　短暂的军旅生涯结束后，他意识到科学救国才是他的最佳选择。他知道，中国农业要上去，一定要解决对农业影响严重的介壳虫问题；他知道，要保证农民不再背井离乡、饿殍遍野，一定要降服小吸浆虫；他知道，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昆虫研究在世界没有地位可言……这位现居杨凌的世界知名昆虫学家一直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87岁时，他仍然完成了《中国蝶类志》的修订。

　　人物档案　周尧

　　1912年6月8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东乡上周村；

　　1932年-1936年6月，江苏省南通大学农学院求学；

　　1936年9月，意大利那波利大学博士研究生兼昆虫学助教；

　　1938年，主动回国从戎参加广东地方军187师，投入抗战；

　　1939年至今，任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在我国的昆虫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世界四大昆虫学家之一”。

　　1936年9月的一天，上海码头。天阴沉沉的，离别的人们情不自禁，泪洒黄浦江翻滚的江水，伴随着越洋的亲人远去。

　　“绿公爵号”意大利邮船就要起航。周尧，踏上了异国的邮船，而他并非达官贵族子弟，此行费用全是老师和同学馈赠，买了船票后，身上只剩200块现款。

　　深知异国求学的艰苦，周尧的父母痛哭流涕，担心儿子流落海外，视此行为生离死别。然而周尧意志坚定，这个24岁的青年从小就是一个“拗牛”。

　　邮船渐渐离港，周尧的心情却像翻滚的江水一样不能平静，身材矮小的他在风中瑟瑟抖动。“对祖国、民族的责任感，同学和师长们的期望，新的学习生活的憧憬；对故土的留恋、父母亲的悲哀，和今后将会遇到的经济生活与语言隔阂等困难的忧虑，都在心中起伏翻腾。”

　　“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当您需要的时候，您的儿子一定会回来的！”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周尧挥手高呼，泪眼朦胧。

　　2005年5月30日，93岁高龄的周尧静静地坐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家中的书房，凝望窗外。这位世界著名的昆虫学研究专家，也许当年他不曾想到，因为“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当年自己漂洋过海时的一句挥手高呼竟然会这么快就变成现实。终生抱以科学救国的他，因为战争，人生掀起了一层又一层波澜。

　　归心似箭

　　“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

　　意大利那波利大学农学院院长和农业昆虫研究所所长西尔维斯特利是世界昆虫分类学的权威学者。周尧去意大利留学，属慕名而去。这个勤奋好学、颇有研究天赋的中国人得到了西尔维斯特利的赏识，成为他的惟一一个中国学生。

　　在导师的建议下，周尧主要研究介壳虫。西尔维斯特利曾经去过中国，“你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农业一定要上去。你们的果树种类很多、品种也很好，例如龙眼、荔枝，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好的东西，但是介壳虫的问题非常严重，你应当研究介壳虫。”周尧欣然答应。

　　周尧的研究生活非常平静，一头扎进自己的昆虫乐园。但作为一个身处欧洲的中国人，他的心情却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在那个法西斯猖狂的年代，亡国的人处在社会最底层。留学期间，同事多次警告他，不要和犹太人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亡国奴，“他们把我这个中国人看得比犹太人高一等，因为今天我还有一个祖国”。

　　警告对周尧触动很大，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时刻牵挂着这个游子的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低下，身在海外的留学生经常受到侮辱。

　　“一次，朋友约我去他家吃饭，遇到个青年法西斯党员，看我个子矮小，他把我当成了日本人，便说：‘你们日本人真了不起，一口气把偌大的中国吞下去了！’我当时听了非常气愤，拳挥过去把他打倒在地说：‘我们中国人了不起，也将这样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他明白我是中国人以后，爬起来就跑了。”

　　如今，年逾九旬的周尧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将一个侮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打倒，但提起当年的事情，周老神情激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每晚都拔剑起舞，狂歌当哭。有时不小心把隔壁的好友彼得·莱翁惊醒了，他总是悄悄地起来，默默地坐在我身边，含着泪找不到一句话来安慰我！”周尧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回国！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周尧作出了重大决定。

　　而这个时候的周尧，因为《透明介壳虫的重记载》等几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在意大利昆虫界已经小有名气，导师已经决定让其伴随环游世界，这正是其他留学生梦寐以求的。

　　听说周尧要中断学业，西尔维斯特利一脸惊讶！这个年仅25岁的中国人是个昆虫学界的奇才，但他没能留住这个倔强的中国学生：“去吧，回到你美丽富饶而又多灾多难的祖国去吧！你的论文已经由学校委员讨论过了，你可以免去论文答辩。但我希望你在战争结束后，终生献身于昆虫研究！要成为一个大昆虫学家，为你们的祖国争光！将来要成立一个大的昆虫研究所，我来中国看你，我愿再来中国一次。”

　　周尧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但这位让人尊敬的科学家已于1949年去世，没能再来中国。

　　凑足了回国的路费，周尧向导师、同学、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们一一道别，意大利文老师大马采拉、如同兄弟般的彼得……在好友彭泰尧的纪念册上，周尧留下了这样的字句：“不要留恋异国的‘天堂’，要回到地狱的祖国，要在祖国的地狱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一艘法国邮船上，周尧归心似箭。

　　戎装杀敌

　　在战场寻找救国路

　　1938年6月，阔别祖国两年的周尧重新踏上了祖国的这片土地。广州一片狼藉，难民四散，躲避战乱的人们拖家带口地搬往别处，种种景象刺痛了一个归国游子的心。

　　“祖国，您站起来了！您发出了怒吼的声音！您的儿子在万里以外听到了您的呼音。异国的梵阿铃（小提琴），不能动他的心；异国的维纳斯，不能留他的身！他实践了他的诺言，仗剑回来了！为了保卫您，他愿意献出他年轻的生命！”

　　为了能尽快从戎，回国之前，周尧就已经托一中国留学生的父亲开好了介绍信，直接去部队。到广州的第二天，周尧便穿上了军装，参加了广州地方军187师。一军官见来者是个书生，便让其做秘书。

　　周尧的军旅生涯开始了，在他看来，去国外留学，寻求科学救国和回国参战、战死沙场并无区别，关键在于祖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而后者迫在眉睫。

　　这似乎很矛盾，却又不矛盾。少年时代的周尧不堪帝国主义侵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已经有过一次离家出走，欲从戎北伐的经历。

　　1912年，周尧生于浙江鄞县上周村，祖辈世代务农，父亲念过几年书，办起了村里惟一的私塾，周尧便在父亲严厉的教育下完成了自己的启蒙教育。年幼的周尧，生性顽强，不甘受小伙伴们的欺辱，经常打架，并要分辨是非，没少挨父亲的打，而周尧对父亲的打骂在心底里产生了反抗的潜流，从而获得了个“拗牛”的雅号。

　　1924年，周尧离家去三十里外的咸祥镇读高小，那时候的他仍改不了那股子拗劲。读书期间，黄国材、黄国梁两位老师对周尧影响很大，从他们口中，周尧知道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记住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那时，我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并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练习武术，舞刀弄枪。”

　　在两位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周尧的爱国心与日俱增。老师被开除后，周尧和同学们罢课，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

　　“学校要办好，一定要革命。”少年时代的周尧两眼充满了怒气。在同学的帮助下，周尧只带了四角钱便奔赴广州，准备参加北伐军。谁知，在他去象山寻找两位被开除的进步老师时，却被跟踪而来的父亲“抓获”。

　　“跟你父亲回去吧！参加北伐军你年纪还小，还没有步枪高呢！去广东一路上都有反动派的关卡，不行呦！北伐胜利以后，国家还要建设呢，好好念书吧！”两位进步老师劝说。

　　“像港风狂海浪汹，颠簸片舟渡顽童，阻程岂为双亲泪，魂梦何时到广州？”参军不成，救国无望，13岁的周尧奋笔疾书。

　　14年后，周尧终于圆了穿上戎装杀敌救国的梦。

　　参军七天后，部队便开往前线。“从武汉往北走，是徒步行军。每天走90-100里，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总是天没亮就动身，到摸黑才宿营。整个足底打起了水疱，最后水疱连成一片，着地一阵刺痛。有时到达预定宿营的县城，城门已经关了，我坐在地上等候，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以后我再也不敢往地上坐，只能拉住城门铁环防止倒下去。一到指定的住处，不管是牛棚，是猪圈，只要有一条长板凳，我就可以倒下睡觉，根本不想吃饭了。路上不时遇到敌机的袭击和见到不少敌机轰炸后的惨状。累累尸体、斑斑血迹、弹痕烟尽，断壁残垣，至今还历历在目。”周尧这样记录自己的行军生活。

　　周尧的军旅生涯仅有三个月。187师师长彭林生和师参谋长（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得知周尧是个留学归国的科学人才时劝其退伍，到后方去做更实际的工作，“你是国家的建设人才，在前线不能发挥你的作用！”参谋长语重心长地说。

　　遭到敌人的多次轰炸，广东地方军187师这个新建部队不堪一击，面临崩溃，周尧被迫退伍。“重新回到广东后，时局紧张，从好友处得到消息，敌人将炸毁海珠桥，朋友劝我赶快离开广州，家里的东西任我拿，但务必将手枪丢掉，因为土匪强盗最看中武器，带在身上很危险。我听了朋友的劝告，携带行李离开了广州，刚走出城大约五里路，就听见海珠江方向‘轰’的一声。”

　　脱下军装，周尧又开始寻求新的救国之路，“重操旧业”，从学术上救国无疑是他的最佳选择。

　　树立威信

　　脱下戎装执起教鞭

　　脱下军装，周尧选择了拿起教鞭。

　　1939年11月，寒冬。西北冷气逼人，刚刚与恋人完婚，周尧只身来到位于陕西杨凌的西北农学院，后稷诞生的地方。

　　“我是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决心来到西农的。”

　　第一眼看西北，周尧终身难忘，“艰苦！”60多年后，周尧这样形容。

　　从火车站出来，一路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间房屋，黄土飞扬，满目疮痍。走在被人踩出来的路上，手中的行李箱和铺盖卷在风中晃动。铺盖卷里是一条崭新的丝绵被，从成都出发时，叔叔童第周买来布，婶子亲手给他缝制了一条丝绵被。

　　1936年8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流亡陕西的北平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组成了西北农学院。合并后的西农，教学实力大增，但也充满了派系的斗争。

　　1939年，西农闹了一次大风波，院长下台，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派其秘书周伯敏担任校长，学派对立、政党斗争，矛盾更加复杂。

　　这个时候来到西农，周尧“耒浇化雨学培栽”的路子越发艰难。

　　“刚到学校，我就受到了排挤，学生中流传我是电影明星金山，是来演电影的，不是来教书的，我不服气。第一次上课，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有带书本、笔记和卡片，只带了三支粉笔。点名册上有60名学生，听课的却有一百多人，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准备来起哄，或者是来看我出洋相的。我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两节课下来，没有人起哄，反而博得了一阵掌声。”

　　时过不久，周尧在学生中树立起威信，站稳了脚跟。

　　“在这样复杂的人事环境里，我不能改变环境，我也不希望为它所伤害，我把自己锁在宿舍里，尽量少和别人接触。”

　　从1928年到1932年，陕西连续五年遭受旱灾，期间又有蝗、风、霜、雹、疫等灾害不断发生。整个关中平原，赤地千里、村墟零落、市井萧条，尤其出现了一种小吸浆虫，农民小麦颗粒无收，大批灾民背井离乡、饿殍遍野，出现了震惊中外的“关中大逃亡”！此状，令周尧震惊，降服小吸浆虫，周尧下定决心。

　　战争，使得周尧的研究异常艰难！

　　1940年，百团大战，日军进军大西北的梦想破灭，便对陕西实施反复轰炸，文化机关、学校团体均没能逃过此劫。西北农学院，作为西北地区惟一一所农业高等院校，多次遭到空袭。

　　防空教育，如何在日军的炸弹底下逃生，是师生共同的“必修课”。

　　1940年8月30日，24架日机，分两批首次对西北农学院狂轰滥炸，投掷燃烧弹、杀伤弹120余枚，校舍、图书馆、教学仪器被炸毁。由于空袭前学校进行了防空教育，构筑了防空工事，轰炸前，在校人员已经疏散，所幸无人受伤。

　　“第一颗炸弹落到了学校惟一的教学楼上，学校惟一的一架钢琴被炸飞了；师生被疏散到渭河滩，飞机在头顶盘旋，轰鸣声一片，‘轰’，炸弹落在了距我不远的地方，一老太太被炸飞，爆炸的气流将我冲到了河沟里。”

　　抗战中，周尧的“科学救国”的梦想在内忧外患下，步履艰难。

　　发表声明

　　一身正气揭发恶势力

　　1942年，周尧不满学校人事环境，决定辞职他就。而那时候的他，已经在学生中有了很高的威望，离开，会引起轩然大波。

　　“我可以为你创建良好的研究环境，一个昆虫研究所，但前提是你必须参加国民党！”校长周伯敏再三挽留。

　　“我当时怀着一颗科学教国、科学强国的愿望，抱着要实现恩师西尔维斯特利的希望的心，在他们的利诱之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周尧无奈参加了国民党，随后便赴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校学习，见到了国民党CC（陈立夫、陈果夫的姓氏缩写）特务组织头子陈果夫，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

　　回到西农后，周伯敏给了周尧一个通讯小组组长的头衔。这无疑给周尧泼盆冷水，“我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是想把我往政治泥坑里拉！”

　　周尧仍是个“拗牛”，一身正气的他，决心揭发周伯敏等学校的恶势力，他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并在信末签名盖章。主持侍从室第三处工作的陈果夫将信转到教育部，教育部于是派专员来校处理此事。

　　学生们对专员的到来抱了很大的希望，但专员却将周尧的揭发信交给了周伯敏，佯装调查。阴谋很快被学生识破，学校掀起了一股反对周伯敏的风潮。

　　“周伯敏对学生的反对风潮实施镇压，并恐吓学生群众，并解聘了我和余立基等5位教授，裁员了20多位教师和职员，开除了6名进步学生。学生们在西安抗议，住在那里不回来，我去西安慰问学生。”

　　迫于舆论压力和陕西各种政治势力的指责，周伯敏下台。

　　学校趋于平静，周尧发表公开信，声明退出国民党。

　　奋斗一生

　　始终怀有一颗爱国心

　　1945年，抗战胜利，周尧自筹资金建立了昆虫研究所，创办了《昆虫与艺术》、《昆虫通讯》、《中国之昆虫》三本昆虫学杂志，潜心研究。

　　1949年5月20日，武功县解放。周尧的科研活动开始了真正的春天。建研究所、办昆虫研究刊物、采集昆虫标本，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周尧研究昆虫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还笑称自己为“雕虫虬髯客”。

　　著作等身。从1935年发表处女作《宁波凤蝶志》起，70年来，他发表了200多篇昆虫学著作，“一年四篇好文章，四年一书供欣赏”，周尧超额完成。

　　研究昆虫，周尧始终抱有一颗爱国心。

　　“我国昆虫种类估计在15万种以上，而已知的种类还不到2.5万种，只占17％。在已知昆虫中，有95％是外国人命名的，由中国人命名的还不到5％。中国的昆虫分类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一个侧面，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几代人用自己的工作和辛劳，使这种局面一去不复返。”

　　“解放前，我看到赫华德的《应用昆虫学》，竟然没有提到‘中国’二字，我下决心写一本中国自己的昆虫学史，翻阅7000多册线装书、搜集考证，发掘我们祖先在益虫利用、害虫防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写成了《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

　　惜时如金，周尧每日工作14个小时。86岁时，周尧仍然到野外采集昆虫标本；1999年，87岁的周尧仍然完成了《中国蝶类志》的修订；90岁时，仍然带了几个研究生。

　　经历了留学、从军、执教、科研，如今，93岁高龄的周尧身体不好，呆在家里。

　　周尧的卧室和书房是合在一起的，整个一面墙壁被放满书籍的书架挡着，书架上的书多数是周尧自己的著作，他的私人藏书和标本已经无偿捐给了学校。床有些简陋，旁边放着氧气罐，说话时间长一点，就要吸氧；书桌上堆满了正在看的书，整理研究资料，周尧仍然不肯闲着。

　　周尧说话有些气短，声音很轻，夹杂着咳嗽声，浓重的浙江口音越发让人听不懂。提到自己大半生坎坷的人生经历，周尧激动，声音微颤。

　　翻看自己发表的学术论文，老人用手指着，嘴里小声念着：“Apneusta Chou,Pneusta Chou,Chou,Chou,……（世界语，系周尧发表的昆虫新阶元及新种的名称）”本报记者刘海宏

　　资料链接

　　抗战时的中国科学家

　　在全民抗战的时代，我国科学家要么直接奔赴前线，要么在后方支持抗战。他们都普遍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林可胜：向各战区派出100支医护队

　　（林可胜1897—1969，生理学家，1942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美国科学院院士）

　　邢其毅：从前线到后方又从后方到前线

　　（邢其毅1911－2002，有机化学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邹承鲁：投笔从戎当起了汽车兵

　　（邹承鲁1923－，生物化学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大猷：一边养猪一边做研究

　　（吴大猷1907－2000，物理学家，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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