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阿星：重蹈边缘人的宿命

　　“城里人就是那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这是阿星对城里人的印象，同时也是许多新生代民工不愿表露的复杂心声。“阿星杀人表面上是个案，但却折射了部分新生代民工，存在一定仇视甚至是报复社会的心理。”有专家认为，要警惕新生代民工成为暴民，眼下最迫切的是解决拖欠、克扣民工工资问题，改善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

　　“避免新生代民工成暴民”

　　专家认为民工没有认同感容易走向犯罪，他们的生存环境亟待改善

　　年龄在16到30岁之间，比起第一代进城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职业期待更高，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更强。他们从进校门到出校门，没有正式干过农活，吃苦耐劳形象已经褪色。———媒体定义的新生代民工

　　困惑：从农村来，回不到农村去

　　“他们并不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但又得不到城里人认同！”一直关注新生代民工问题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徐增阳教授介绍说，新生代民工大多直接从学生转变为城里的农民工，“上一代农民工只是纵向和父辈比，新生代民工则横向和城里人比”。

　　这些新生代民工进城后，受电子文化、消费习惯的影响，自身的欲望会被刺激起来。但城乡差别太大，他们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又享受不到政府行政资源，容易对现行体制产生质疑。同时，部分城里人心理上不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对这一群体产生歧视。加上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形成了城乡两大集团的对立。

　　在城里没有归属感，不被认同，但又不会务农，又不愿回到土地上———这成了新生代民工的共同困惑。

　　徐增阳教授说，部分进城农民工失业，或是找不到工作后，从农民转变为流民，再变为饥民，“一旦成为饥民，他们就很容易演变成暴民”。中国如果农民工问题解决不好，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砍手党”作案手段残忍，从心态上分析，如果“砍手党”不是心理受到伤害，对社会有很深的仇视心理，抢劫时就不会对无辜的人残忍伤害。阿星杀害主管虽然不是故意犯罪行为，但不能否认阿星也存在这种报复心理。“不要让新生代民工成为城市边缘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吴毅教授说，新生代民工已逐渐成为城市边缘人，在城市没有了认同感、归属感，一旦失业无法生存时，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徐增阳教授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阿星杀人表面上是个案，但却折射了部分新生代民工，存在着一定仇视甚至是报复社会的心理。政府应当警惕新生代民工成为暴民，并制订相应的解决矛盾的对策。

　　对策：改善工作条件，降低城市门槛

　　徐增阳教授说，目前政府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要解决拖欠、克扣民工工资问题，并改善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此外，政府应当大量建设廉租房，并降低城市户口门槛，吸收一些买得起房、有稳定工作或有一定技能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

　　长期看，政府应当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逐步建立进城民工的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要改善农村环境，使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务农。

　　比如现在的农村减免税费政策，就是一个很好措施。

　　前段时间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就是务农环境改善的结果之一。民工荒从一方面可以逼迫一些企业提供民工待遇，改善工作环境。

　　但广东省社科院的丁力教授则认为，珠三角的工厂超时加班严重，工人工作环境恶劣难以根治，与珠三角长期作为全球低端产业加工基地有直接关系，“工厂利润下滑，老板不可能改善工人待遇”。要扭转这一矛盾，需要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产业升级。一部分工人会随着产业升级转变为技术工人留下，另一部分人则分流回农村。“通过制度性安排，让主要经济贡献者分享财富，应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深圳当代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说，以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黄金发展时期的韩、日为例，农民工进城没有户口限制，政府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农民工分享财富，转化成城市人口，并通过公平教育缩小下一代差距，使得社会稳健发展。韩、日的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只有逐步改善这样的社会治理结构，才可能减轻新生代民工内心的迷茫与忧虑，减轻社会不公造成的相互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