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 舆论界的春雷

　　别样的开场白

　　“报好不报坏，你这是欺骗你的观众”

　　老蛇口还记得1984年11月28日，袁庚在“全国当代香港经济研讨班”上那别样的开场白。面对数百名来自香港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袁庚站在讲台自扬家丑。“我在这个讲台上不敢讲什么经验，教训倒是不少，今天我要扬点家丑，蛇口前不久工棚发生火灾，消防队赶到救火，水管里没水，非常狼狈，驻在蛇口的电视摄影组赶去拍下了部分镜头，却又不敢纳入系列片中去，就是怕给蛇口脸上抹黑。我说：你这是专门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你这是欺骗你的观众。”

　　袁庚别样的开场白让会场的空气顿时凝固，会场鸦雀无声。他说，“我们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实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短暂的寂静后，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时任《蛇口通讯报》总编辑的韩耀根认为：袁庚这次讲话不仅为日后的“蛇口试管”理论做出了铺垫，也为蛇口营造不以言治罪的氛围定下了基调。

　　为了防止腐败，为了制约权力，蛇口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筑起了一座舆论的祭坛。不以言治罪，免除恐惧的自由是当时蛇口工业区最高长官袁庚让舆论者“向他开炮”时吃下的两颗定心丸。虽然此后有老同志尖锐地质问袁庚“究竟要把我们的青年引向何方”？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袁庚开了当年舆论工具对权力实施制约的创举。

　　《向袁庚同志进一言》

　　“报纸特别要敢于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1985年1月，工业区的“机关报”《蛇口通讯报》创刊。2月5日，总编辑韩耀根给工业区的“头”袁庚送去试刊第2期的报纸。袁庚提出“报纸要敢于登批评文章，特别要敢于登批评领导的文章”。虽然袁庚这样说，但凭着此前自己多年报业经验，韩耀根认为这样的客套话几乎不可信。编辑部里的人也在琢磨袁庚指示后会不会有深意。

　　这样的消息在工业区传开后第12天，便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月17日，一个多少有点叫板的电话打到编辑部。“我准备写一篇批评袁庚的文章你们敢登吗？”“你敢写，编辑部就敢登！”两天后，署名甄明伲的《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以下简称《进一言》)送到了编辑部。

　　《进一言》称要借《蛇口通讯报》的一角，向袁庚直率地进一言。虽然蛇口工业区逐步进入了更加艰难的企业管理阶段，但“我们却没有明显看到您表现出一个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管理能力。工业区的整体管理水平很不理想，您不能不负主要责任”文中还举了很多工业区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等管理不善的例子。最后还提出“袁庚同志：请您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好吗？。

　　这篇稿件犹如烫手的山芋，韩耀根开始犯难，他多方征询发表与否的意见。“赞同者有之，忧虑者有之，劝罢者也不乏其人”。

　　拿不准的韩耀根几经犹豫，两天后即大年初二的晚上10点，拨通了袁庚家的电话。表示有批评他的文章，要给他送审。电话那头袁庚干脆利落地回复：“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

　　由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先例，放心不下的韩耀根还是拿稿件到袁庚家送审，由于袁庚不在家他只好留下版样。韩耀根曾说他不会忘记，那天夜里11时许，他接到袁庚的电话。电话那头袁庚说：“稿件已经看过，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当他试探性地问可否做些技术性修改时，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不必。韩耀根说“那一夜我无法入梦”。

　　大年初四一早，韩耀根上袁庚家取回稿件。袁庚在上批注：“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刊登讨论”。在批注的最后，他还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只是建议，不是审查，以后也不要送审。除非牵涉根本方针政策，本人又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多征求大家意见总比编辑部少数人意见更全面”。

　　袁庚“不用送审”的批语在当时既被传为佳话，也被人认为是犯了“天条”的。《袁庚之谜》的作者，资深记者陈禹山说“工业区的报纸公然刊登批评工业区长官的报道，这无疑是对传统禁区的挑战。也是一次冲击领导干部体制的挑战”。

　　“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就不用审稿”

　　在报纸送往广州付印期间，袁庚在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预告了《蛇口通讯报》要发表批评他本人的文章，并特别强调：“在蛇口办报，除了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韩耀根则认为，袁庚此言，既严谨又科学。作为共产党人，他有坚强的党性；作为一方开放地区的领导人，他勇敢地引进了现代文明的一项进步内容：尊重个人隐私，不许进行人身攻击。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上述两大前提下，巧妙地对“可以不审稿”的范围做了界定：“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而已。”

　　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创举，想不引起注意都难。这场被视为袁庚“纳谏”的事件，很快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引发连环冲击波。当年《新观察》第14期刊登了《袁庚“纳谏”的前后》，袁庚在接受记者高汾采访时说“人民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在报上展开批评是好事，否则很容易助长某些干部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如果多开展批评，不正之风就会收敛。我主张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要审稿，记者既然让他当了，就应该信得过，要相信记者的水平在有些问题上不一定比审稿的人低。”

　　“恐惧”，告别吧！

　　1985年2月28日，《进一言》在《蛇口通讯报》第三期头版发表。当天的报纸上还专门为此稿配发了《“恐惧”，告别吧！》的评论。评论说“这封信让人感到清新的民主之风徐徐吹来。……然则，甄明伲似像匿名。作者大概有难言之处，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心理。这说明工业区民主风气的形成，尚需一个过程。美国历史上领袖人物说过：要有消除恐惧的自由”为此，文后发出呼吁“‘恐惧’，告别吧！”

　　一夜之间，袁庚又成了全国新闻人物。《人民日报》在四版头条位置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转载。同时用黑色的字作了核心提示：“他认为群众有意见应该让他公开讲。只要不是对党和政府进行恶意攻击，不是人身诽谤和造谣中伤，便当受欢迎”。张新民就是看了这篇报道后对蛇口产生了向往。除了备受内地报纸关注外，境外的多家报纸也纷纷报道了此事。广东话剧团还以此排演话剧《裂变》。

　　当时有一名中层管理人员说，《进一言》开了个好头，以后公司经理们也不会永远是光辉形象了。在当年一次座谈会上，工业区培训中心图书馆馆长说，《进一言》为全国舆论界之首创，这表明在蛇口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又形成了第三种势力——民意。1986年，《进一言》获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大奖。但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认为该文是袁庚授意而为之的。但陈禹山则认为，如果《进一言》果真为袁庚本人蓄意炮制而成，那也是一种纳谏是“从我做起”“向我开炮”的自我牺牲。

　　在这之后，公开点名批评工业区领导甚至成了《蛇口消息》的一种时尚。在第15期的《蛇口消息》上称，共发表群众投来的和记者采写批评稿件50条，其中批评区委负责同志的5条，区政府和管委会所属机构的29条，企业的16条，但没有一人因发表批评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蛇口的这种探索最后也遭到少数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袁庚当时没有将这种向“领导开炮”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自然，到最后沦为一种政治装饰。

　　蛇口新闻沙龙

　　空气中弥漫着思想，像磁场一样吸引了一批热血青年

　　1986年2月25日，为纪念《蛇口消息》创刊一周年，蛇口成立了新闻沙龙，但其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低于《进一言》。“如果说报上公开批评，袁庚是站在前台的一名主角，那么对新闻沙龙来说，他是悄悄坐在台下的一名特殊观众”。

　　参加沙龙的人发言的前提是：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不搞人身攻击，谁都可以讲话，坚持自己的观点，反驳其他不同观点；每次发言录言整理见报。有人认为这可以让零散的社会议论因公开见报而成为公众舆论。有人称当时的新闻沙龙是一部内容丰富，有生命力的教科书，也是一个思想的汇集地。《可不可以把蛇口的命运寄托于袁庚个人作用上》、《袁庚之后怎么办》等等都是当时新闻沙龙的话题。张新民说，当年没到深圳工作前来深出差时，就被朋友带去感受过那种热烈、活跃、空气中弥漫着思想的氛围，新闻沙龙也像磁场一样吸引了一批心怀理想的热血青年。

　　1989年，蛇口工业区十周年，蛇口新闻沙龙也攀上了一个辉煌的高峰。《明天果真会更美好吗》为主题的沙龙上提出了袁庚之后蛇口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蛇口的命运和蛇口人的责任》认为袁庚的失误有两点，没有及时把“训政”转变为“宪政”，没有把民主试验从非程序化转变为程序化。有人批评袁庚虽然在蛇口筑起了舆论祭坛，但是没有从制度上赋予其制约权力的权力。

　　“蛇口风波”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在这之前，关于淘金者的界定，引发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也引发了1988年震惊全国的“蛇口风波”。虽然今天看来难以置信，但在当年却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那是两种观念的冲突，有人说那只是双方对“淘金者”意义理解不同，有人说是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当时的媒体至少有6种叙述文本。1988年1月13日晚，风波是由国内当时3位当红的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的80多名青年一次座谈引发。风波给袁庚带来极大的麻烦，有人甚至质疑袁庚要把他们带向何方。

　　那一次的争论也在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人民日报》为此开辟专栏，短短37天收到1531封来信。7月下旬《人民日报》又以《蛇口风波答问录》分别采访了座谈双方。袁庚在接受采访时说：既然是座谈大家都可以谈，应该不论流派，允许其他观点存在，这是“捍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这次采访发言也为袁庚此后在不少人心目中定下难以企及的高度。他说了两句被一位作家称作可以立碑的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中国青年报》8月16日为此发表了《为袁庚叫一声好》的文章。

　　时隔17年之久，张新民提起这两句话依然一脸神采。但在当时袁庚却被有些人斥为：学习外国走得太远了，太开放，对青年哗众取宠；像文革中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人。当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专栏宣告结束，编辑以《没有结束的结束语》作结。

　　一年之后《蛇口通讯报》停刊，新闻沙龙不再。张新民说，“虽然物质的蛇口依然繁荣，但蛇口的精神已经消逝。”这个留着胡子的男人一脸严肃。说完这些话后，他低下头来弹烟灰，继而将目光望向窗外，很久，不着一言。虽然10多年前，他也是在“不以言治罪”、“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精神感召下，像许多心怀理想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一样来到了蛇口。

　　本报记者 秦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