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损失谁埋单？
实际上，在铁瓦殿杀人案的9个被害者家庭中，家境都与尹行巧差不多。
宋道成与熊万成同村，60岁不到就成了鳏寡老人，一家几口人挤在几间破落的房子里。死前，由于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一家人勉强可以维持。父亲遇害后,花了不少车费从外地赶回来的两个儿子都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助。
太平村的韩传鹏是邱兴华案中被害人韩阳富的儿子。作为上门女婿，韩传鹏照料着四个老人，岳父、岳父的两个弟弟以及他的婶娘。弟弟精神不正常，60多岁的母亲靠捡拾垃圾为生。出事前，因为有父亲的帮助，韩传鹏还能不时出门打工，现在岳父家的四个老人和6岁的儿子需要他照顾。“我们失去了亲人，我们的损失谁来解决？我也跑了不少部门，但是他们都说无能为力。”
实际上，这一困惑不止韩传鹏有，邱兴华案所有的被害人家属都有。韩传鹏与尹行巧一样，也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尹行巧诉请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4.153万元，韩传鹏请求赔偿1.7万元。
何冉凤因名人效应获资助
对于这些民事索赔，邱兴华在一审时只是丢下这样一句话——“我愿意赔，但我没钱。”
但是，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时连一张“法律白条”也没打。该法院判决时认为，原告人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应予以支持。但被告人邱兴华家有5人，仅住3间土木结构瓦房，又无其他财产可供赔偿，故判决免予邱兴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
对此，任邱兴华案审判长的安康中院副院长赵晓旭解释说， “原告人在法律上有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赵晓旭说，邱兴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负债累累，为了躲债几年里面搬了六七次家。所有财产不过3间破屋，而且法律规定，执行要保障被执行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不可能把房屋卖了来赔偿原告人，实际上卖了也不值什么钱。
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邱兴华杀人案发生后，因“名人效应”的影响，何冉凤一家倒是得到不少资助。记者在石泉采访时，就听何冉凤的同村人讲过，仅仅是一位河南人就给过她2000元的资助。当地公安部门也在安置何冉凤一家时出过力。在记者第二次采访何冉凤时，发现她平生第一次用上了手机。
当本月何冉凤再次获得资助进京“讨说法”的时候，尹行巧、韩传鹏等邱兴华案受害人家属被忽略的情况依然没有改观。尹行巧的情况算是好的，两名记者和镇上的干部看她“实在可怜”，自发给她捐了700元，这笔钱差不多相当于她家一年的收入，而韩传鹏等人“一分钱也没拿过”。
政府救助缺乏法律依据
在诉讼要求赔偿无果后，尹行巧、韩传鹏等人把希望寄托在当地政府的救助上。尹行巧一直认为，丈夫在铁瓦殿工作期间被杀害是因公殉职，要求获得抚恤金。
不过，汉阴县民政局让她去找平梁镇民政所，平梁镇民政所的负责人说：“熊万成是自己去的，我们不管，去找上级。”这个事情至此悬而未决。
而韩传鹏则向政府提出了三个请求：一是将父亲迁葬，要求解决5000元；二是请求民政部门为母亲解决五保户；三是解决父亲死亡金1.2万元。同时，受害人韩阳富的妻子、韩传鹏的母亲吴必联也向汉阴县政府提出了生活救助申请。但韩传鹏说，他们的申请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记者了解到，对邱兴华的伏法，受害人家属们似乎已经不太在意，他们没有因此感到多少安慰。他们不知道专家和学者间关于邱兴华的争论，也不关心何冉凤“讨说法”的举动。只是家庭顶梁柱突然倒下后的巨大生存压力，和对救助的期盼与失望，让其中一些人开始有些焦灼、激愤。
对于众多被害者家属提出的救助请求，当地政府并没有公开给出答复，不过一些政府官员私下透露，他们虽然很同情受害人家属，但“受害人家属的困难由政府解决缺乏依据。”
从“被告人时代”到“被害人时代”
我国在刑案被害人救助上还是一块空白，受害人得到的“胜利”往往是“一无所有”。建立受害人救助制度刻不容缓
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提出过“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的观点。但是40多年过去了,像尹行巧、韩传鹏这些“被遗忘的人”却越来越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国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预测，我国每年刑事案件的立案在400万件以上，约100多万个案件的刑事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补偿。
这些“被遗忘的人”较早引起传媒注意的是发生在3年前的马加爵案。马加爵的经济条件甚至不如邱兴华，他除了一些书和衣物、被褥外，身无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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