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闸蟹巨额利润下的公平游戏：网围养殖保水质

图片来源：新华网

　　核心资源的争夺

　　对资源的占有直接意味着利益争夺。巴城镇蟹业协会会长龚炳龙记得，1988年他做水产批发生意时候，见过一个外地老板来阳澄湖“探宝”。这位老板花10万元建了一个非常长的“地龙网”，从阳澄湖东岸湖底一直通到西岸湖底，“一晚就捞上来8吨鳗鱼，3天就回了本”。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警觉，因为“甲鱼、鳗鱼、螃蟹在当地都不是稀罕的东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花几万元成本养殖大闸蟹变得非常普遍，急于让农民富裕的各级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大量养蟹。

像张宝明这样的渔民，本身无多少积蓄，在政府的鼓励下轻松取得贷款，养蟹的利益很快使借贷款机构有了回报。巴城镇渔业村在1991年划分水面的时候，与农民分田类似，18万亩水面对于周边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每家分得的水面相当大，从100亩到1000亩不等。据资料统计，在1998年到2000年，一般渔民的年收入就能达到10万元。

　　苏州市阳澄湖渔政站第四分站站长张根林说，当时的阳澄湖属各县市分块管理，收益也归属各地财政。比如张根林所在的第四分站，将水面划给前来承包的农民，每亩水面收取150元，上交地方财政后返还一部分给渔政站作为创收收入。“阳澄湖已经变成金矿，渔政部门当然愿意广收钱财，只要你愿意来，我就批网围养殖许可证”。于是湖边原本种田的村子，村民们看到利益迫不及待加入了养蟹行业。阳澄湖东湖的渔政局还跑到外地去招商引资，吸引阳澄湖西湖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承包水面，“有一年招来了27户”。

　　2002年阳澄湖上的网围养殖到达最高峰时候，张根林说，“网围弄得湖面像巨大的蜘蛛网，农民在网围间留下极窄的水道，供自家小船去投食，大一点的船根本开不进去”。原本一望无际的阳澄湖变成了巨大的迷宫，到处插着毛竹和网子，“若是没有经验的渔政管理人员，这船开进了网围就出不来”。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站站长杨维龙提供的数据是，2002年网围占去了14.2万亩。

　　就在阳澄湖的水面划分即将失控时，来自城市人的压力使利益争斗出现了一种平衡力量。阳澄湖是苏州市区、昆山市及沿湖村镇近百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昆山市“人大”、苏州市“人大”的提案一直将阳澄湖水质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昆山或苏州传导下来的外来力量，基本不参与大闸蟹的利益分配，这种力量因独立又占有更上层的行政权力，使得他们主导的阳澄湖整治工作能顺利展开。

　　阳澄湖的水质在2000年以后明显恶化，当时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说不定哪天阳澄湖会爆发蓝藻”。在阳澄湖东面与之相通的傀儡湖向来水质好，昆山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也有建在傀儡湖的。但上世纪90年代中，傀儡湖大面积爆发蓝藻，直接原因是周围农民大量在湖里放置一种叫渔簖的捕捞工具，将傀儡湖与阳澄湖的通道几乎堵塞。2001年的时候苏州渔政部门组织一批干部去香港地区考察，发现香港时代广场的饭店已不愿挂“阳澄湖大闸蟹”的招牌，“我们问老板原因，他们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个子小、肉质也差了，所以生意人含糊了一下概念，打出了‘江苏清水大闸蟹’的招牌”。

　　阳澄湖渔政部门深受触动，回家后立即向市政府汇报，希望引起重视。2002年，苏州市以政府名义下文，把整个阳澄湖的管理权统一上收，成立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张根林说：“在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市长把财政局、人事局等各部门一把手叫来，将我们这些渔政管理人员转成公务员待遇，工作关系全部转到苏州市，不再有创收任务，可见当时市里头的决心之大。”

　　在整治开始的这一年，阳澄湖大闸蟹的质量也几乎跌到最低点。回头看，阳澄湖的整治在它的生态恶化到一定程度后及时展开，于是2002年成为阳澄湖管理思路的一个分界线。之前沿湖各级县市拼命发展网围养殖，靠湖面卖钱;之后苏州市开始统一压缩网围，解放湖面。农民们虽然是被动地接受调整，但大闸蟹的行情起伏也让他们很快意识到，养殖业毕竟是依靠自然资源的第一产业，一种源自农民内部的平衡需求从底层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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