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周刊
6月20日,浙江杭州余杭区司法局四楼会议室。局长毛新利向来访的苏沪司法界同行介绍法治余杭经验时这样说。5天之前,余杭向外界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
“我们认为,可能有些事情,还是要在争议中成长,在争议中发展……”
6月20日,浙江杭州余杭区司法局四楼会议室。局长毛新利向来访的苏沪司法界同行介绍法治余杭经验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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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指数为何物?有人说,这是一个地区法治水平的量化指标;还有人说,这是一种看得见的、可计算的正义。在世行的研究报告中,它是国家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联合国主持的发展项目中,它被认为是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参数。
在余杭,法治指数出台后,则是一时冠盖云集,上至司法部高官,下至沪苏湘等省市司法界同行、学界顶级专家,盛誉如潮,甚至有来访者称“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与此同时,民间质疑与争议也悄然而至:这个引人瞩目的指数,是取代唯GDP发展模式的新政绩工程?还是横空出世的法治大跃进?或是意味着中国内地城市法治量化的单兵突进?
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乡
从地图上看,余杭位于杭嘉湖平原中心地带,北、西、东三面相拥杭州市区,区政府位于市区东北方向30公里外的临平镇,区名则得自市区以西的余杭镇,而使之声名远扬的则是发生于此的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在余杭镇以东02省道旁,小白菜民俗文化园的松窗竹户间,80多尊仿真雕塑、声光电的装置,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这宗扑朔迷离而最终冤情昭雪的奇案情景。时至今日,该案仍在当地声口相传,被引为“余杭人对法律公正的诉求和渴望由来已久”的明证。
2005年,浙大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和两位同行来这里做中国冤案课题研究,时任余杭区委书记的何关新对此课题很支持。而此前何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又结识了同为浙江富阳人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钱弘道。
何、孙、钱这三个人的良好接触,为余杭法治指数出台,打下了最初基础。
2005这一年,距中国把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修正案,已历6年,是全国“四五”普法教育年,也是余杭区“二五”依法治区的考核年;这一年,香港也已公布了中国第一个法治指数;这一年,余杭区在全国百强县排名第16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也恰在这年10月,余杭区委和政府提出了“法治城区”的概念,任务落实到了余杭区司法局,时任局长的马其镖受命组队到江苏盐城考察,同时进行内部调研,经多次修改,形成了“法治城区”的意见,后改为“法治余杭”。
次年春节,余杭区委书记何关新与区委副书记汪宏儿,找到钱弘道商讨“法治余杭”问题。2月1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望湖宾馆,汪宏儿再邀孙笑侠、钱弘道等会谈,商定成立专家委员会,“借脑”推进法治工作。这次后来被钱弘道称为“望湖会议”的会谈,标志着法治余杭课题的正式萌芽。
这次会议2天后,根据马其镖的调研结果,余杭区委即发出《关于建设“法治余杭”的意见》,意见出台两个月后的一次座谈会上,孙笑侠、钱弘道等10位法学界专家正式被聘为法治余杭专家委员会成员。会上,钱弘道作了关于法治余杭量化评估问题的发言,会后,余杭区委与浙大光华法学院确定成立课题组,余杭区从建设“法治余杭”的150万专项经费中,拨出30万用于课题研究。此时,工作重心已转到浙大的钱弘道,正式被确定为课题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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