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流先生的新著《转型中国的实践法律观：法社会学论集》，里面收入了作者从事法社会学研究以来的几乎所有作品。其中既有作者学术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也包括作者学生时代的习作，同时也收入了作者在不同场合对同行学者相关作品的评论，例如对季卫东先生、邓正来先生和张静先生相关作品的评论。

　　正如艺术家的个人艺术展一样，将作者带有各种不同时间和空间印迹的思考轨迹编排在一起所形成的作品与作品、时间与空间的对话场域，展现出的溢出效应，激起了我重读的欲望。读完之后，又让我忍不住想带着相关问题和作者一起共思，说点什么。

　　法律社会学研究的起步

　　郑先生的法学研究乃是从法律社会学研究起步的，按照郑永流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意味着他与法学的亲密接触乃是从法学研究的边缘区域开始的。尽管他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针对当时泛滥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发出“此处离馅还有三十里”的感叹和嘲讽，但是他却丝毫没有隐藏自己的学术背景，仍然收入了自己学生时期所写的三篇法社会学习作。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篇习作的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却有助于我们查知作者这将近二十年学术轨迹。

　　能够在学术思想成熟时期所编写的论文集中收入学生时代的习作，坦白交待自身学术思想的起点和脉络，其中展现出来的学者本色和坦荡胸怀，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中并不多见，而这种学者风骨对于学术传统的缔造和薪火相传，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真正代表郑永流先生早期学术成就的还是作者根据九十年代初与几个同事所做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调查的研究。即使从今天的立场看，这个九十年代初的调查的专业水准和问题意识仍然很值得赞赏。

　　与这些早期作品构成了一种强烈对比的则是作者从德国留学归国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在问题立场、方法论以及学术趣味上所展现出来的显著变化。

　　就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而言，早期作品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立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宏观思考和把握，而1997年之后作者的学术旨趣则逐渐偏向对法律规范性内涵的揭示和阐明，同时也更注重法学学科的自主性及其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的探讨。

　　中国法治疑问的求解

　　作者由早期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得来的学术洞察力和问题立场并没有因为后期规范意识的觉醒和学术重心的偏移而完全消失，反而以一种更加自觉而隐蔽的方式体现在作者后期的一些代表作品之中。由此使得这个时期的几篇代表作品显得复杂而有张力。

　　借用哈贝马斯的概念，我以为这种张力就是现代法律所面临的两种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即法律的外在有效性与事实性的张力和内在有效性与事实性的张力。

　　我们不妨将中国法治转型所面临的这两个一内一外的有效性难题，概括成中国法治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国家？这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因为将这两个有效性问题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之中，就意味着对如下问题的求解：在转型期的中国，是否可能通过我们几代人齐心协力的努力，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这样一种建立现代意义的法治的努力是否必要？

　　具体而言，“法的有效性与有效性的法”这篇文章处理的是法律的外在的有效性与事实性的张力，而“从规范法治观到实践法治观”以及“转型中国的实践法治观”这两篇文章就成了作者处理法律的内在有效性与事实性之间张力的一种值得期待的理论尝试。这几篇文章乃是这个文集的高潮部分，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境界和学术能力。我们要考察作者这些年学术努力的成功和失败，也必须从这几篇论文来判断。而无论成功与失败，这种尝试都理应获得我们的敬意。

　　文集最吸引我的地方还不仅仅是作者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两种有效性困境的揭示，或者是作者所提供的答案，而是通过作者的分析所展示出来的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在“有效性的法和法的有效性”这篇文章中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被许多中国法学研究者预设为前提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敌退我进的零和游戏和二元对立并不存在。

　　总之，这本跨度超越了二十年的作品集既体现了作者学术成长的轨迹，同时也是转型期中国学者求解中国法治建设李约瑟难题的重要尝试———无论作者的挑战是成功还是失败，这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财富。

　　这本跨度超越了二十年的作品集既体现了作者学术成长的轨迹，同时也是转型期中国学者求解中国法治建设李约瑟难题的重要尝试———无论作者的挑战是成功还是失败，这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