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迈向福利社会应当成为中国的追求目标-搜狐新闻

　　资金不决定我们建立什么制度，只决定我们的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必要投资，而不是负担。只要我们算算社会保障投入的大账，及它所带来的化解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刺激居民消费、带动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效果，就会承认我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保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应当成为施政的一个基本目标。

　　记者：中国要实现福利社会，经济基础是一个的前提。有专家说，到2049年时中国的GDP可能已经很高，但人均GDP可能还只是世界中游水平，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建立福利社会，是比较困难的。

　　郑功成：经济对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我始终认为它不是决定因素。什么是决定因素呢？其实就是社会、是人类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至于说到2049年能不能成为福利社会，这是个人的理解，还有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福利社会。

　　其实，我很少担心到2049年能不能迈进福利社会。因为国家的财富一定是持续增长的，是既定的，到底是多一点分到个人头上，还是拿出一部分作为公共的、大家共享的，只是制度安排问题了。

　　第一，我们的国民经济还会继续增长，公共财政实力还会持续增强；第二，政府应该会持续提高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等。资金不决定我们建立什么制度，资金只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资金不够的条件下，保障水平可以低一点，资金够了就可以提升一点保障水平。现在中央财政可以给农民一个月55元，对于没有一分钱养老金的农民而言，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保障水平了，以后再往上走可能是100元、200元，甚至可能是500元。

　　其次，我们过去30年是高速建设的时期，需要修高速公路、大规模地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因为那时没有民间的资本积累，市场经济还没有成熟。但现在资本短缺已成为历史，现在公共财产、公共财政就应该用于民生。因为市场经济已经成熟，民间的社会资本只要调动起来，就能够推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向前发展了。政府应该承担增进国民福利的公共责任，经济建设应该交给市场了。保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应当成为施政的一个基本目标。

　　但现在还有很多财政资金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甚至一般性的经济建设，包括去年以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也是很多用于公共设施与一般性经济建设项目，还有些被投放到了股市、楼市上去了，这些我觉得应该反思。

　　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矛盾应该说还是比较尖锐的，社会风险度很高。人们大多感到不太公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利益格局失衡，利益的分配机制不公或失范，利益分配机制确实还需要重塑。但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又恰恰还没有到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那一步。如果这种社会状态持续下去，导致有的人无法忍受，这个社会就根本不可能和谐。低收入的阶层生活不好，享有高收入的人也不会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一直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必要投资而不是负担，既是必须的社会投资、政治投资，也是十分重要的有效益的经济投资，还是文化投资。只要我们算算社会保障投入的大账，以及它所带来的化解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刺激居民消费、带动经济社会文化等持续协调地向前发展的综合效果，就会承认我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土地和国有资产应该成为支撑福利社会的物质基础

　　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它们从理论上讲是全民所有的，所以它创造的收益，除了缴税费外，所获利润应该在13亿人中间进行分红……国有资产理所当然应当成为福利社会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其次土地国有，也应该成为支撑福利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比如北京的一块土地，卖给开发商变成商品房后，涨价十几倍、几十倍，那这个溢出的财富归谁所有呢？

　　记者：陕西省的神木，广东中山的古镇，这两个地方都推行免费教育，不同程度的免费医疗，您觉得这算不算是中国迈向福利社会的尝试？

　　郑功成：教育跟医疗是两回事。教育是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我觉得义务教育还是要延长，免费教育应该是国家的一种责任。神木的医疗保障，我了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医疗，个人还是要分担医疗成本的，雇主与个人还是要缴费的，政府财政只是出资的一方，它在宣传中被过分夸张成免费了，这是宣传中的失导。但神木的医疗保障水平是较高的，这可以肯定。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色表现在哪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保障的覆盖、实施，还是以社会保险的方式为主，因为它更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相结合，强调责任分担、互助共济，这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国民的价值取向。

　　中国社会保障的这个特色也是有别于福利国家的。福利国家更多是强调国民的生活保障，跟劳动基本没有关系，只要是本国的公民就可以享受所有的社会福利。我们现在以社会保险方式为主，你要享受权利，那你就先要参加，承担一定的义务。参加不了，政府可以帮助你参加，如医疗救助是政府投入，它可以帮助农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先保后救，这就是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既让低收入群体享受到了政府的援用，又利用了社会风险的分摊机制，从而更有利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您刚才讲到中国社会保障的特色，除了权利义务相结合的保险模式，还有哪些特色？

　　郑功成：还有几个特色，一是我们的政治决策机制。说政治决策机制，是因为我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这是有别于其他福利国家的。现在，政治制度对社会保障的发展，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还没有深入的研究，但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第二，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中国元素。中国元素，如家庭保障强调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还有邻里互助、单位保障等等，都是西方社会没有或者并非普遍的。

　　第三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按照中国现在的制度来看，我们除了国家财政这个物质基础外，其实还有两大方面没有予以重视。首先，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是全民所有的，是13亿中国人都有份的，所以它创造的收益，除了应当按照一般企业缴税、费外，所获利润应该在13亿人中间进行分红，我们都是它的股东。所以国有资产理所当然应当成为福利社会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这在国外是没有的。

　　其次是我们的土地国有，所以也应该成为支撑福利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比如北京市的一块土地，卖给开发商变成商品房后，涨价起码十几倍、几十倍，那这个溢出的财富归谁所有呢？现在还没有研究，但我认为是应当归国民所有的，应当成为国民福利的重要来源。

　　福利社会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的一个理论框架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何尝不是如此。只要立足于理想，才能向前迈进，太现实了就不可能考虑长远的制度安排，太现实的制度安排就是碎片化，就要留下不良的后遗症，就会让国家与人民付出不必要甚至是巨大的代价。

　　理想主义力求长远，我认为没有问题。我向往福利社会，因为那是能够真正给全体人民以安全、体面、尊严的社会，也是可以实现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

　　记者：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主持这个项目，号召那么多位专家、政府官员？

　　郑功成：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就是因为考虑到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站到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而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建设方面，都需要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前提条件。我强调它是国家和谐发展、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条件。

　　但是，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吸取以往的教训甚至是深刻的教训，防止为将来的发展留下不良后遗症，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中所遭遇到的许多问题其实是以往改革的局限、不足、缺陷、甚至失误造成的。

　　所以，要想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理性地走向定型、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全局的、综合性、长远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和实践，就必须凝聚众人的智慧。为主持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项目，我们开了30多次专家会议，前后共有200多位专家参加讨论，向200多位官员征求意见，才初步完成这个研究的核心成果。我们想为国家从理论上描述一个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框架。当然，这项还没有最终完成，我们还在进步更为精细一点的战略研究，预计明年能够完成全部研究任务。

　　记者：您提出福利社会这个概念之后，有没有人说过您是一位共产主义理想比较重的人？

　　郑功成：大家都知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向往福利社会。可能有人说我的理想主义色彩多一点，因为更多人考虑的是现实的困难，但我研究的是一个长远的制度安排。

　　我们当然应该有这种理想，理想不是梦想，更不是乌托邦。因为它既是人民的内在需求，也是国家发展和进步所必须达到的目标。我们不能说只有等到某一天国民财富异常丰厚了，才考虑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建设。

　　罗马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何尝不是如此。只要立足于理想，才能向前迈进，太现实了不行。太现实了就不可能考虑长远的制度安排，太现实的制度安排就是碎片化，就要留下不良的后遗症，就会让国家与人民付出不必要甚至是巨大的代价。理想主义力求长远，我认为没有问题。我向往福利社会，因为那是能够真正给全体人民以安全、体面、尊严的社会，也是可以实现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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