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文章：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
V型中国
2009年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吗？这是世界历史学家们正在热烈讨论且尚无定论的问题。但在新中国，逢九之年必为大年，必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之年，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显得尤为突出。
这一年，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正确应对措施，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压力，在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普遍下滑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罕见的平稳较快发展。
这一年，我们相继制定并宣布了10个区域经济规划和11个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已经进入了从战略上规划，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深度贯彻落实的新阶段。
这一年，中央以7300亿元创纪录的财政投入用于改善民生，关乎全民福祉的医保方案也在这一年出台，教育改革方案也在这一年进入调研和草拟，保障性住房也在这一年进入规划建设的实际操作。
这一年，我国的农业抵御了罕见的自然灾害的不利因素，粮食生产连续第六年喜获丰收，迎来了粮食总产量连续4年超万亿斤的大有之年。
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以庄严、隆重的国庆大典和雄浑的阅兵式，向世界宣告了东方大国复兴的时代强音。
这一年，我们向世界宣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40%～45%，向世人传递出中国勇于承担人类道义的负责任大国的雄心……
因此，2009年是中国反危机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年，是科学发展观深入落实之年，是民生经济突破性进展之年，是以人为本自觉实践，人的生命尊严被空前关照之年。同样毫无疑义的是，2009年，注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杨桃源）
《瞭望》文章：年检四大反危机政策
四大政策不仅是危机应对之策，还应协同深化改革为中国经济惠泽长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2009年，在宏观调控反危机四大政策“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推动下，中国经济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复苏之路。在12月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罕见地用“极其不易”四个字，描述了新世纪最困难一年的经济工作。
回顾反危机四大政策组成的一揽子计划，一个基本的判断已经可以得出：“保增长”取得明显成效，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略高于8%；“扩内需”对全年经济企稳回升起了关键作用，以“内”补“外”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调结构”启动了10个区域发展规划、11个产业振兴调整规划和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经济“升级换代”全面展开；“促民生”一年集中近7300亿元中央财力安排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支出……
可以说，面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衰退的大背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在非常时期以空前力度完成了对中国经济的力挽狂澜之举。
然而，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最新月度报告所言：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政策主导性”、“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以及“总体发展方向的易变性”等特点。
因此，2010年挑战决策层的难题仍然存在，完善、微调和细化四大反危机政策势在必行。
“保增长”正在转向“稳增长”
今年的“保增长”政策目标之所以顺利实现，以及围绕其形成的一系列热议，都与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国内经济增长能力密切相关。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汪海波针对“保增长”，悉数中国经济潜力和发挥的条件：
潜力主要包括，“人力和人才资源丰富，高储蓄率和资金充裕以及制造业生产能力很强，粮食能够基本自给等”；条件主要包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效应，科技进步效应，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效应，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效应，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的正面效应，以及社会政治稳定的效应等。”
当然，目前我国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结构失衡、城乡和地区差别较大、资源缺乏、环境污染严重和社会矛盾突出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汪海波认为，上述有利因素是主要的，“需要着重指出，上述潜力和有利条件都是植根于国内的，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来说，它不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太大影响。”
也因此，他强调，“人们在论到2009年经济可能实现8%的增长时，往往忽视了这个根本前提。事实上，如果缺乏这个根本前提，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不能保证实现8%的经济增长。”
但是面对依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完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在坚持既定方向的前提下不断进行微调。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没有再次提出“保增长”的目标，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微调的趋势。
汪海波将之解读为“保八”转向“稳八”，“这里所说的稳八，有两重含义。一方面要在2009年经济增长实现8%之后，20l0年继续保持这个速度，不使其大幅下降；另一方面，要在20l0年及其以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继续稳住经济增长8%的态势，使其不致迅速攀升，导致经济过热。”
1979～200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也即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为10%。但这个增长率显然没有涵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如果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汪海波估算，这种潜在经济增长率比第一种潜在经济增长率大约要低两个百分点。
具体讲，在不引发或加剧失业和通胀以及维护资源和环境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所能够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即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年均经济增长率应为8%左右。正如采访中，一位政策研究部门官员向本刊记者的表述，“中国政府今天并没有刻意去强化8%来挽救经济增长，而是看到8%的增长是真正符合中国社会经济长远利益的发展速度。”
《瞭望》新闻周刊从权威渠道获悉，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仍然定为8%。
“扩内需”要克服收入分配
和城市化难题
“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大幅度下滑，主要原因是出口大幅度下降，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深度回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认为，今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挽狂澜于既倒”的主要功绩就是扩大内需，“国内消费需求旺盛和投资增速的大幅度提高，弥补了出口大幅度下降产生的需求缺口。”作为企业家，长安汽车集团总裁徐留平也深为认可，“4万亿投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扩大了市场需求。”
1～11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1%，比上年同期加快5.3个百分点。其中，一产投资增长51.5%，二产投资增长26.1%，三产投资增长36.6%，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的高投资增长令人振奋；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3%。其中家电和汽车消费增长比危机前还要火爆。上海通用汽车总经理丁磊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国家内需政策中起最显著作用的就是汽车行业，今后汽车消费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柱。
余斌分析说，旺盛的消费需求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轻度回升的主要因素，投资增速大幅度提高是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快速反弹的主要拉动力量，投资增速大幅度提高和大力度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推动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反弹，“综合看，内需旺盛，特别是投资增速的大幅度提高，是今年GDP增速企稳反弹的主要因素。”
实际上，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取向早在2005年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前几年跟进的实质性政策举措出台尚不多，力度也有限。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危机国家密集出台了不少旨在促使消费维稳升温的反周期举措，但多属短期施效着眼保增长的治标之举，还较少触及真正拖消费“后腿”的诸多深层次矛盾。这也意味着，完善“扩内需”政策需要注入更持久和稳定的新内容和新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提出了两大思路：一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以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二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以加快转移农业人口壮大城市化的经济驱动力。但是，无论是调节收入分配格局还是推进城镇化，面对的不仅仅是资金投入的问题，更是涉及整个社会利益重新划分调整的改革攻坚。
余斌以收入分配为例分析说，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二次分配力度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而且，在他看来，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导致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城镇化的现实难题也同样棘手。就城镇化本身而言，小城镇的经济聚集能力和社会治理成本要远大于城市，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域和乡镇经济的贫和地方财政的弱，直接影响小城镇的发展。而且从国家发展战略考虑，目前中国经济的“主题词”仍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发展和增长，推进城镇化就要处理好有限资源资金下经济发展和城市社会承载力之间的平衡。
可见，2010年以后的“扩内需”，本质上将倒逼收入分配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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