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江湖

文强曾光顾的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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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文强般幸运，当年与他一同入党的李姓青年最终留在了邻近大队的工厂成为一名工人，1990年代后期不出意料地承受了下岗的悲与痛。

　　整个1980年代，国家严格控制“农转非”，公安部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要想成为城里人，必须出具5份证明，加盖9枚公章，经过11道手续。

　　1990年代初，户籍制度松动。农民缴纳一定费用即可成为当地市民，在重庆，一个城市户口的价格是4000元。大批农民涌向城市，也大约是在此时，“棒棒”这个称谓开始在重庆流行。《南方周末》曾经这样描绘这个群体，“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

　　一位老警察告诉媒体，重庆90年代初还不允许搞小旅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压力下，很快放开了歌厅和舞厅，市里还要求公安局为了经济发展，放松盘查尺度，五星级和四星级宾馆都不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后来黑社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大批进城人口则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马仔资源。

　　文强此时尚在巴南区公安局任职，并同时在西南师大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下属黄代强和陈涛。

　　重庆官场素有“巴南帮”之说，盖指原巴县（巴南区）出身的官员较富草根性和江湖气，在官场上亦能抱团。1991年，巴县原县委书记张文彬升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92年，一直受到张青睐的文强调入市局，分管刑侦工作。

　　张文彬在1997年重庆直辖后任市政协主席，以其个人影响力打造“强势政协”。“那是重庆政协最有威信的时代。”一位观察者说。2009年8月，张文彬对媒体谈起文强：他过去在巴县很规矩的，到了市里以后，说话也开始不拘小节，不时口带脏话。“有的同志问我，文强是你选上来的，他平时来不来你这边，我说，不来。”

　　此后，张再未接受过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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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重庆直辖撬动了这座城市的欲望，并且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了充分的遐想空间。“棒棒”就是重庆的缩影，而码头就像重庆的嘴，不停地吞吐着，重庆也就在这样的吞吐中发展起来。历史上的7次大移民后，重庆又开始了新一拨的移民潮，这座城市承担了三峡库区85%以上的移民。

　　有一个叫做岳宁的小伙子，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市歌剧团旁边开了个药膳饭馆，积累起自己的第一桶金。那时候他还是个愤青，“唱歌用吼，一无所有”，却迷恋好车。一个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见面时有事没事喜欢掏一把大票子在你面前拍来拍去。”要到2000年以后，他才会承包经营解放碑万豪酒店内的白宫夜总会，打造“重庆高端娱乐业的旗舰”。

　　一个叫谢才萍的小镇女人，1995年托关系来到重庆主城区，一开始在路边摆火锅摊，总有各种各样“文强的朋友”来托她办事，甚至只是求她挂个名字防止马仔骚扰——谢是文强的弟媳。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邀请大家玩牌”。

　　一个叫赵利明的刑警，出身南下干部家庭，外表看起来文质彬彬，他用了8年时间，从县公安局普通刑警做到了重庆市公安局经侦副处长。2000年以前，他还未曾向文强行贿求官，而是一心想着凭自己的能力获得晋升。

　　要过一些时日他们才会粉墨登场。重庆，现在还是“二王”——王渝男与王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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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渝男出身公安大院，自幼习武，因为背景深厚，据说他后来开设地下赌场谋利，从未被查封过。而王平则出身草根，重庆直辖后房地产业高速发展，“钉子户”层出不穷，由此也诞生了针锋相对的“打手”行业。王平以“打手”起家，最终与王渝男在江湖上平起平坐。

　　和以后的“老大”们不同，“二王”并不热衷于商业和公司化运作，而仅仅满足于开赌场赚钱以及收保护费。一位老板就说，你在解放碑开个馆子，手续办齐后，还要到王平那里去报个到。

　　文强并不回避与“二王”的交往，广为人知的一例就是高调参加王平女儿的婚礼，他对此的解释是培养线人的需要。和许多山城走出的下层子弟一样，文强没有什么高雅爱好，结交三教九流并常以兄弟相称。一位参与文强专案组工作的律师后来说，看完卷宗有两点格外惊讶，除了“收了那么多钱”外，就是“作为一个高官能层次这么低，你不由得感叹，别的地方的（同级别官员）要勾结，也都是和大富豪。”

　　在传统政界人士眼中，文强或许算不上一个人物。“他就是在他的系统里，在江湖上有一定影响，他的政治野心估计不大，政坛一些人可能瞧不起他，很多（政界人士）是不和他吃饭的，”一位熟悉重庆官场的人士说，“有谁请他去组织系统说话，我看是要帮倒忙。但他在自己的领域呼风唤雨，也用不着去和他们打交道，大家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

　　文强与“二王”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00年终结。当年10月25日晚，重庆城管治安支队对白云湖度假村内的“百家乐”赌场展开查禁行动，现场发生枪战，警察王诵伦中弹身亡。虽然此次行动人赃俱获，但是很快，缴获的车子全部退还，除少数人被治安拘留外，多数人被放回，本地媒体也很快接到禁令，不得继续报道。据称，遇难警察的家属当场即大骂文强，“打什么黑，文强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白云湖枪案”后，正值中央发动第一次全国性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王平远避美国，王渝男则被一查到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因为“张君案”而达到职业声望顶峰的文强，在一个多月后就因为“白云湖枪案”开始累积民间的恶名，关于“文二哥”被双规的传闻，自此10年未有中断。

　　“二王”已去，重庆的各方势力重新酝酿、洗牌，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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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夜总会在昔日重庆最豪华的万豪大酒店的负二层，是文强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他的第二办公地点。这里是他的江湖，也是夜晚执行家法、稳固权威的宫殿。

　　在那个地方，文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他搂着那里最漂亮的女人，任何他叫来包间的人都要向他个人效忠，就像电影《教父》里亲吻老头子的手一样，只不过这里没有西西里式的优雅，它的方式更为粗野和直接，其中包括送上金钱、给小姐敬酒、下跪献花。

　　夜总会的拥有者岳宁，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开饭馆的毛头小伙子。1998年至2001年，他承包了南岸扬子江酒店内的热浪迪士高、美容厅，通过暴力威胁、打砸周边发廊等手段，为商业利益扫除障碍。在那里，他积累了足够的实力进军主城区的娱乐业。

　　2001年，岳宁接手万豪白宫夜总会，在头4年的经营期里，白宫夜总会的经营状况不算太好，每个月只有100万左右的收益。

　　岳宁总是处在一种白天与黑夜转换的状态中——在商业记者面前，他是弹钢琴的娱乐大亨，彬彬有礼，有着阳光般的微笑，会有意无意摆出深沉的姿态：“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财富。”只在偶然间才会谈及生活真实的一面，他会告诉记者，做娱乐行业的人更有勇气面对生活，因为，夜晚的人间烟火无疑更加璀璨，更为真实而又神秘莫测、变化多端。

　　这座曾经的“中国最大农村”的夜景眼看着亮了起来，从长江南岸俯瞰高楼最为密集的渝中半岛，有时候你会产生浦东、维港甚至曼哈顿的错觉。2005年，是重庆娱乐业井喷的一年，量贩式KTV和酒吧遍地开花，越来越低廉的消费价格，把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引入夜店时代。这一年，岳宁将夜总会重新装修升级，并增加了包房数，随后，生意开始红火起来。

　　从2006年开始，白宫每年有六七个月的月营业额开始超过200万元。而据岳宁在法庭上说，这些钱只是酒水收入，还没有包括小姐卖淫所得。从此白宫雄踞重庆娱乐业霸主地位，岳宁的身份也开始不断叠加，现在，他是重庆国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还兼任渝中区娱乐业协会会长。

　　黄伟是重庆市原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的朋友，他这样评价黄代强：黄是文强提拔上来的，也是文强带坏的，“白天警服一穿，是刑警总队副总队长，晚上比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老板干的事情还要多。”

　　夜晚的逻辑是什么呢？岳宁当然需要掌握。

　　文强在2003年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此时他开始分管重庆市公安局办公室、监管总队、刑警总队。这一年，在万豪酒店大堂，经人介绍，岳宁认识了文强。此后，岳宁便搭上了线，很“识做”地先后3次送给文强2万元人民币、18万港币和5000美元及皇家礼炮洋酒一瓶。

　　两年之后，他对文强的投资得到了实质性的回报。

　　按照公诉人的说法，文强的下属陈涛在2005年初带人检查了重庆市渝中区的3家娱乐场所。而之后的一天，陈涛刚忙完2005年重庆市新春音乐会的安保工作，在回家途中接到指挥中心电话，说文强让他到白宫夜总会。当他走进包房，文强指着白宫夜总会的负责人岳宁，问陈涛是否认识。他接着说，让陈管好突发和群体性事件，这里出了事情轮不到他，并强令他向岳宁敬酒。

　　唱歌快结束的时候，岳宁把文强拉到包房的角落，将一个装有5000美元的信封送给他，并对他说，快过年了，拜个年。文强接过后放在包里。

　　而来自文强辩护律师的版本是，文强只是转告岳宁：你们要管理严格点，管严点，问题少，公安也就来查得少。

　　无论如何，陈涛再没带队到岳宁的白宫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