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在其《法国大革命讲稿》和《自由的历史》曾说，法国大革命点燃了法国人的浪漫主义狂热和理想主义情怀。毫无疑问，多少年来，“神圣革命”的理想与“理想之光”的普照，使大革命的浪漫主义逐渐演变成理想主义，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改造一切、摧毁一切已成一个“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使法国人与其邻居德国形成反差。当代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投票、全体表决、公开辩论等体现公开原则的活动占主导，同样，频繁发生的罢工也是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的反映。

　　法国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允许罢工的，如1791年的夏勃利尔法就明确禁止同业结社，同期的刑法典也规定了对同业结社的刑罚。虽然1864年的法律承认了结社权，但还是规定侵犯劳动自由的犯罪，
　　罢工中的暴力和威胁手段都在镇压之列。二战结束后，罢工权被法律正式确认，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罢工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从此，罢工不再仅仅是一种劳动冲突的事实，而是上升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

　　法国工会历史悠久，1895年即出现了首个大规模全国性工会———法国总工会。目前法国写入《劳动法典》的工会有5个，即法国总工会、法国工人力量总会、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基督教工会联盟、法国职员工会-企业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总工会。这5大工会实力强大，法律也赋予它们与政府进行对话和谈判权力。这些工会掌控着法国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要害部门，这让工会拥有强大发言权，也成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坚实后盾。

　　法律同样也明确了罢工者的义务，以确保罢工不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比如法律规定公共服务部门在罢工时要维持“最低服务”，地铁运营间隔可以加大，但决不能停运；某些职业，如法官、军人、监狱看守、警察、民用航空公司负责技术处理的工程师等不能参加罢工。这些规定使得法国的罢工成为一种相对有序社会经济行为，是法国人维护权利的武器，甚至逐渐成为法国人的一种社会文化。[详细]

　　从人民大众的角度来看，反对罢工与结社的法律，必将削弱他们自己维权的能力，这对法国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法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这些，终于在1864年，法国通过了《奥利维耶法》，取消了对结社的限制；1884年，通过了《瓦勒德克—卢梭法》，使得工会成为合法组织；1901年又通过了《结社契约法》，使得结社行动有具体的规则可循。这些法令并未规范有关罢工的问题，在此期间，罢工处于一种被默许的状态。法国从此再没出现旨在推翻政权的政治性罢工，有的只是各种主张经济利益的罢工。[详细]

   中国劳资双方地位不对等，劳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方面，大量企业的低水平竞争建立在劳动者低福利的基础之上，员工福利提升直接侵蚀企业的利润。长期以来，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无视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在改善劳动者权益问题上的姿态之低，早为公众所诟病。

    如果法律对罢工活动禁止，各种合法的反抗活动便不可能。然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其怨气是必须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的。政府方面来看，禁止罢工便于政府镇压，但又不利于政府管理。而若是有工会组织的存在，则社会上的怨气便可以在一个合法的渠道内汇总起来，便于工人与政府谈判、妥协。没有合法工会，面对各种不系统的反抗，政府只能四处补漏。[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