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闭幕三天后，《决定》长文刊出。2万字的《决定》，清晰勾勒了中国改革的逻辑。
加强顶层设计的方向未变。此次的特点是中央抓大放小。在大方向上加强控制，打造强势政府，例如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设置；在具体事务上简政放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层管理、各司其职；把不该政府包揽之事，交予市场。减少审批程序和鼓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即为“放小”之具体举措。
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尚待加强，阻力当前，放开市场倒逼改革。过去三十年，在经济领域已形成既有利益集团，国企掌握经济命脉，垄断自然资源领域——这属于改革的深水区。近半年来，中央在国企反腐领域颇有进展，可看做为改革清场。但在此次《决定》中，国企改革大局已定，但具体措施仍缺少突破，可见改革阻力仍存。
民众是改革获得支持的重要力量，这应是高层共识。因此，《决定》中民生政策成为最大亮点。同样，民众也应是改革的目的。
决定着未来中国十年的发展方向的蓝图已出，这套改革的逻辑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拭目以待！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 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新机构的设立更多还是为了强化打击恐怖主义及骚乱等国内问题的能力。也有观点认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出于应对与日本围绕钓鱼岛产生的对立以及南海问题。在公报全文中，提到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作用是“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同时也包括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可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有两重：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对内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提高效率。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 政府和人一样，精力是有限的，只有做减法，把不该做的事情减下来，才有可能集中力量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难点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利益问题，使这个管理过程没有“油水”，那么改革审批制度就减少了一大块阻力。[详细]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作为一种官员住房的制度，已在国外实施多年。简单来说，官邸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
国内很多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官员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其中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官员从国家手中以低价买入房产，当市场价格上涨后再卖出，其收益就成为个人资产。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官邸制可以作为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预防住房腐败的一项措施。这个制度的实行范围仅限于掌权的、重要职位的官员，比如县级、市级、省级的一把手；该制度即便是推广，也不会是大范围的，先从试点开始；从制度设计完善性上讲，县级带头推行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级的领导人最容易出现以权谋房的情况，也容易导致与百姓之间的隔膜。从代价的角度来讲，不能立刻从最高层建立这样制度，在县级摸索出成功的经验后，再市级、省级的逐级向上推广。我们最终要将职位和住房相挂钩，谁在这个职位上，谁就享受同等级别的待遇，这要在政策中明确表达出来，形成“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的制度。
但官邸制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制度，它不能解决所有出现的官员住房问题，仅只能解决重要职位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减少官员占多套住房的情况。此外，它的有效运作还要配套措施来协助。官邸制解决了在任官员的住房，一旦卸任了，住房怎么解决呢？这就需要设计补偿制度，无论是市场化还是货币化的补偿，让退下来的官员也能有合适的住所，他们住得安心，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详细]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地方法院缺乏独立性，法官判案极易受到不当干预。在法院人事、财政、职权都不独立的情况下，司法审判无法抵制当地党政部门干预。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摆脱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实际上有两个重点，第一是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统一归省一级管理和保障，摆脱市县区法院、检察院对地方力量的依赖，保证司法的独立与公正；第二是成立一个脱离于行政区划的司法管辖区，实际上就是将司法管辖和行政区划相分离，以此摆脱行政力量对司法的干预，保证司法公正性。《决定》提到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网上信访是为了顺应网络时代发展的需求，不会导致滥访。[详细]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法律对触犯刑法的行为有犯罪数额、情节等方面的规定，例如盗窃，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额才会受到刑事处罚，对没有达到这些“尺度”的罪行轻微、但不够刑事处分的行为人，往往被划归到劳教范围处理，这是目前我国劳教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是公安、民政和教育等部门组成的劳教管理委员会作出劳教决定，对违法 事实的认定，以及对劳教期限的适用，缺乏严格的程序约束。实践中，对于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决定没有司法程序作为保障，不利于人权保护。
李庄（专职律师）： 废除劳教制度是司法进步的体现。劳教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了法律的制度，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以维稳名义进行的劳教制度实际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很多经历过冤假错案的人需要上访、需要伸冤。曾经我们的劳教制度是针对罪行轻微、卖淫、盗窃、诈骗等行为的，但现在被劳教的人当中这部分所占比重已经非常少了，更多的那些有苦无处诉的人。表面上的和谐背后是民间积蓄的大量的对政府的不满、对司法的不满。劳教制度就如同一个社会的高压锅，当积蓄了大量不满之后，必然会找到其他的出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访民的正常上访是这个“高压锅”的排气阀，应该受到保护。有大量不构成犯罪的人都送进了劳教所，这其中要包括了大量的警察。另一方面，劳教制度比刑法还要可怕，很多人在关在劳教所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劳教本身就是一个法外之罚，废除劳教制度是回归了司法本身。
陈有西（一级律师）： 废止劳教制度，是重要的进步，中国将来不会有行政权来决定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经过司法审判、法庭抗辩、律师辩护、法庭合议，由法院来决定一个人该不该被剥夺自由，这个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确保对每个人人生权利的保护。同时取消劳教之后也会带来社会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健全轻罪的追究方式，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是对上访人员权利的一个保护，以前抓上访人员强制劳教的现象就能够消除了。
减少死刑刑种符合国际上废除死刑减少死刑的潮流，也进一步完善我们国家的人权制度。不赞成全部取消死刑，应该逐步取消，比如非暴力性的犯罪应该取消死刑。[详细]
顶层设计、行政改革的关键词：抓大放小、净化自身。
以往，一些领域的改革之所以止步不前，在于部门为维护自己利益，相互博弈。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置，即想超越各部门利益的限制，推进改革。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在《公报》中出现在社会治理领域，在攘外之余，也有安内之意。
政府简政放权、官员反腐等措施，是在打造强势政府之余，运用司法、治理创新等技术手段，提高政府运转效率。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很多垄断性商品就是在国内生产，不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或者受国际市场影响不大；石油、天然气，虽然具有较强的垄断性，但是受国际市场影响比较大，所以这样的价格应该怎么变政府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更重要的就是政府要想方设法尽量的使这些垄断性商品的生产变成多元化，就是不要有单一的少数的供应商来进行生产，有可能的话要在垄断性商品生产中尽量引用市场竞争机制，这样才能有效的通过市场作用形成我们的价格。[详细]
曹凤岐（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 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是国企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民营企业面前都有一个“玻璃门”，看起来可以进入但却被门堵住。民营企业认为国有企业占有更多资源与政策支持，而国有企业又认为自己受到的行政干预太多、民营企业更自由。要打破这困境就要让国有和民营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详细]
朱恒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可以期待本届政府能进一步加大市场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我们也可以预期，政府通过进一步放开，进一步减少管制和壁垒，释放经济活力，维持平稳，7%以上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却未如预期。国企多年以来在资源、市场方面形成了垄断的局面既有利益格局已形成。改革的要点首先在于破垄断，如果阻力大难破局，即用发展市场经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式，倒逼国企改革。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郭志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天生的孩子少，6年以后小学生人数就少，12年之后中学生人数就少，18年以后考大学的人少，2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就少。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详细]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政策的影响都有个过程，单独夫妇二胎政策的出台也许会有小的生育回潮，但是对出生规模影响有限，预估将达到每年100-200万数量，以中国人口基数来看，对总人口的影响非常微小，不会有太大的人口反弹，不会失控。应鼓励生育二胎。从宏观上来说，人口安全是国家基础，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动力，人口失衡、萎缩、超低生育率，呈弱持续发展或不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详细]
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户籍制度的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立足当前的国情和城市资源环境条件，“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更具操作性的方案是“整体规划、分头实施、稳步推进”。户籍改革要突破字面意义，从发展格局来改变，要让更多城市发展起来，不要让所有的机会和项目都放在少数的几个大城市。从根上讲就是要区域均衡发展。这个制度设计，着眼于人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人口进城后的问题，对于他们身份转变后的利益和待遇有一个兜底保障，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不公平。居民不分出身户籍，都应当拥有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权利和公平的规则，能共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向着这个目标，应该说我们又迈近了一步。[详细]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
朱俊生（首经贸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当今这个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时期，延迟退休确实是一项可以推行的举措。不过这项政策不能作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主要措施。因此，延迟退休一定要小步慢走。延迟退休年龄确实可以收到让养老保险基金多收少支的效果。但养老金缺口主要应由国家负担，不能过多转嫁于参保者。国家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养老双轨制并轨。不过对于实现并轨的时间不容乐观，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实现。
杨俊(人大社保研究中心副教授)： 现在西方国家正开始意识到延迟退休对整个国家来说有巨大意义，刺激劳动力的供给、平衡社会发展和财政压力，因而许多国家会使用一些手段刺激国民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全额养老金的领取年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方法。[详细]
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最大的亮点是首次提出“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因为医疗卫生体制中最关键的就是医生，取消以药养医，让医生的价值得到体现，才能使医生回归到治病救人的本质上，赢得患者的信任。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思路是对的，但是要明白一点，社会办医是补充力量而非主导力量，要改善当下的医疗环境、实现服医疗费用降低等目标，还是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多下功夫。此次提出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机制综合改革，是一大进步。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农民享有的法定财产权利中，土地是其最主要的要素。但是跟农民有关的农村集体土地中，农民的用益物权长期得不到保障。在《物权法》中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除了农民对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享有用益物权外，对村集体的资产，农民也享有相应的权利。但长期以来，由于相关制度的限制，农民都不能有效享有这些财产权利。对于农民来说，宅基地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载体。但是，由于相关法律及体制的限制，宅基地上的住房财产权不能得到抵押、担保、转让等。比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只限于本村集体内流转，外村及城市人不得购买本村宅基地，这就限制了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有效保障。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决定》明确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意味着将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有可能打破宅基地的流转限制。《决定》提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里提到“有偿退出”，退出就意味着买卖，这里的集体资产该卖给谁，这是个问题。如果村集体的资产包括集体土地，就不能卖给村集体以外的人。《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决定》提出，农民住房可以抵押。《决定》出来之后，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要看司法层面根据什么判定。但就目前来看，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即使转卖，也很难做到完全交割。[详细]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是为了让盘活要素，提高资本收益，使农民获益，并进一步推动要素生产力升级。同时，要为中小城市和农村提供与大城市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城镇化不是将农村变为城市，而是要建立城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模式。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
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比例，应该说对国有企业来说是外在的压力，因为作为出资人，除了加税之外，交利润给政府也是天经地义，但是比例提高之后的确会给国有企业带来外部的压力，比如说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内部利润留成比较高，可以再投资再发展。提高之后可以影响他的发展速度。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原来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现在减少统考科目，不分文理科，只是考试制度的改革，没有录取制度的改革。这并没有触及核心，不分文理日后可能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国外的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选修课来完成学业，同时根据大学的要求进行申请学校，我国过去20年的高考改革，一直在高考科目上做文章，从7门到6门，再到3+X，应试教育的局面并没有改观，原因在于高校在录取时还是按单一的分数从高低结合志愿投档录取，录取中每分必究。
高考改革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核心，如果不推进考试招生分离，而只是在考试科目、考试形式上做改革调整，将很难打破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推进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已经尝试的90所高校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脱钩，将自主招生移到统一高考之后，并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为评价即可。在统一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学可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申请成绩要求的考生可自主申请若干所高校，大学独立进行录取，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考试、招生方式，就做到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同时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如果操作成熟，就可以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改革考试、实行一年多次考试，最终形成多次考试、多次选择、多次录取，建立其全新的多元评价体系。
雷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所长）：赞同取消文理分科。此争论由来已久，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阶段，学生应该以全面为主，文理分科，会使学生的全面性受到影响，特别是进入大学后，理科使学生逻辑性更强，文科会使人文精神得到陶冶，大学老师也更希望录取综合全面的人才。大学招生应该对此有配套措施。[详细]
还利于民，是这场改革的口号。民生政策是这次改革最大的亮点：放开单独二胎、解除小城市落户限制、三农政策……改革出发点，在考虑民众的诉求之外，更多的是为长远经济发展考虑。
如果三中全会政策落实，在一些只有国企能进的领域，民营企业也可以进；政府项目的审批程序也会少。
柳传志： 最希望的就是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最明显的就是减少审批，给企业创造一个非常透明、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我对此有切身体会。上世纪80年代，经济运行还主要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便向国家申请希望生产电脑，但是因为科学院的企业不在国家体制内，所以就得不到批准。当时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已经引进了八十多条生产线了，都做得不好，何必再多引进一条”。没有办法，为了做自己的电脑，我们只好专门到香港设立了一个公司，因为香港生产是不需要许可证的。 [详细]
广东民营企业商会执行会长吴晓东： 广东民营企业商会执行会长吴晓东： “高层制定的政策都很好，但政策到了下面就打折扣，或者政策执行放缓。民营企业对国家税收、社会就业都做了很大贡献，但民企在融资时享受到的待遇与国企还是有很遥远的距离，获得融资的比例很小。他希望，民企在向银行融资时能公平享受到与国企一样的待遇。 [详细]
汪玉凯：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腐败案中，仅涉及的房产竟然高达374套。
此外，干部交流、异地任职等，客观上为官员滥用权力“以权谋房”提供了便利。领导干部住房在内的特权泛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详细]
《决定》：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之前的模式：政府用极低的价格收买或征用农民土地的方式，应对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和不断高速涨价的房地产。另一方面，政府将农民所建房屋一律定义为小产权房，既无合法的产权，又不能交易，导致所有农民的房子不能有效进入交易环节，从而使得农民的土地资本失去了升值的机会。征地补偿偏低，政府“低征高卖”，农民享受不到土地增值带来的好处。
易鹏（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农民只有种地和打工的收入，如果农民宅基地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农民财产性行收入就会增加。[详细]
《决定》：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成都一市级三甲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关注到这条信息后称： “这样一来，医生的技术价值可以得到体现，而我不用再羡慕‘剃头匠’”。作为外科的一名副主任医师，门诊挂号费不到10元钱。而一名医生要通过5年的专业院校的学习以及多年的经验累积，科研成果的研发和论文的发表，才能获得副主任医师的职称。然而，门诊挂号费还不如一名年轻的理发师的理发费，其技术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希望取消以药补医的政策，并非是降低医生的收入，而是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来体现医生的价值。”
不管你是何种职业，不管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决定》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你的人生。民营企业期待和国企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官员腐败将会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得到遏制，农民将更多的享受城镇化的福利；个人，在高考、生育选择、医疗、社保等方面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