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低 影响村医积极性

　　张可认为，对于村医生不能光讲奉献，补贴和培训问题都应尽快解决。

　　对于积极参与艾滋病治疗的村医们而言，收入偏低是又一个现实难题。

　　水黄村的刘广岭说，他每月的收入不及村里其他村医的五分之一。“以前每月收入五六百元不成问题，但自从开始给艾滋病人瞧病后，村里人吓得都不敢再跨进我的诊所，如今每月能赚100元就不错了。”

　　现在，艾滋病感染者成为刘广岭惟一的收费来源。

　　“他们去县级以上医院，没钱是不会有人给他们看病的，但到了我这里就不同了，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刘广岭说，“有的人一进门，就嚷着烧得受不了。你一提钱，他就会说‘你就眼看着我死了吗？’心一软，我只好给他们看，该打针的打针，该给吃药的吃药，账只能赊着。下次他来了你再提起旧账，病人还会生气，‘我就这三五天死了吗？不用怕，等我好了会把钱还你。’”

　　艾滋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寻常事，在刘广岭诊所西屋的废纸箱上，放着4厚本用铁夹夹住的发黄纸张。

　　“这些都是烂账。”刘拍了拍铁夹说，“算算应该能有个3万元吧。”

　　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刘广岭必须下地种田。谈到自己所承担的另一些义务，他也有几分怨气。

　　“每月领取、发放免费药物都是我们村医的工作，但来回县里20元的车费得自己掏；县里一旦需要一些涉及艾滋病孤儿、孤老和孕妇的数据，我们要去挨家查询、统计。做这些工作，我们没拿到给一分钱补助。”

　　双庙村村医朱渊伟说，县里当初指定他专门负责村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曾许诺将代金券面值的18%作补贴发给他，后来又说干脆直接发补贴金，但最后却没了说法。

　　张可认为，对于村医生不能光讲奉献，补贴和培训问题都应尽快解决，不然他们的积极性必然受挫，最后受影响的将是农村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