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等于说从来都没听过赵大爷他们的陈述或者证词都没有？

　　康健：他没有，他就是去年9月份听了一次北京的原告，叫姚义做了简短的一个证言调查，还有一个学者证人说了一下，他的印象非常肤浅，所以当时判决完了以后，当时我们表示抗议，而且我认为是这样的，实际这个败诉从法院判决我们是败诉，但是从世界上公认的来看，面对这种事实，日本法院判决中国原告败诉的话，实际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就是证明日本国至今还坚持的那种反人道那种立场，实际我们应该是随败尤胜，他是随胜尤败。

　　主持人：但是会不会新瀉法院宣判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康健：新瀉我也没有说可能会胜，但是我们感觉，跟对企业来说，有可能吧。

　　主持人：当法庭宣布胜诉的时候，你多年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当时的个人心情是什么样的？

　　康健：很激动，当时宣判的时候，我跟王成伟，我们俩人坐的审判区里，虽然翻译坐我后面，他根本都来不及翻译，听了以后很吃惊，因为在札幌说一句话就是驳回你，这个我没听到驳回，马上说的就是林港公司怎么样，日本政府怎么样，是听这个数字800万，我们觉得很好，这时候日本律师马上竖起大拇指来了，我也不敢太激动了，因为这个消息好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所以法官也是用了十几分钟先把要旨宣判以后退席，马上旁听席上就鼓掌，一听我问，我说怎么样，是不是国家责任，对，国家责任，当时我跟王大爷就握手，日本律师也是使劲互相握手，当时我们眼泪都差定掉下来了。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么在乎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国家责任？

　　康健：当然了，因为我认为国家责任，实际国家责任在这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以往的劳工案件中，可以说在国家责任上是没有突破的，都是一点点，认定了国家实施不法行为，但是承担国家责任是没有的，刘连仁的案件是日本国战后救助不利，不是对战争期间的责任的追究，而这次新瀉的法院是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的那种责任，所以因为我们觉得，要追究国家责任这是根本，因为它是不能推卸的，所以我一听到这个，当时我简直是高兴极了，太高兴了，我跟老大爷，我们之间，两个手握在一起。

　　主持人：这是重大突破。

　　康健：是。律师们互相之间又拥抱又握手，那个场面很激动。

　　主持人：这个重大在哪儿？这个突破。

　　康健：这里有几个突破在哪儿，实际这里一个是对国家不达责认为政府，这里写的是，为什么日本官方次长官他的表态是认为，这事儿对他们是个很严厉的判决，严峻的判决，他认为，虽然在战争期间，战前确实有国家不达责这个法理，但是到现在，在现在的日本宪法时期还用这个法理，并且是在中国人对中国人强制劳动这种重大侵害人权的事实上，在用这种法律的话是显得是很不人道的，显然是不妥当的，一下子毫不留情推过去了，而且他还说，关于政府和企业责任的时候，他谈到了，就是说你这个政府和企业在战争结束以后，都采取了，虽然在战争期间你实施了那么多不法行为，当时政府作为国策明确说你是作为国策你做了这种决定，并且把劳工抓来以后，还用警察来看守这都是你国家的责任。而企业还对这些劳工实行了严酷的管理、暴力，而且这个受害事实认定得很详细，吃是什么样的，穿是什么样的，劳动状况是什么样的，披着麻袋光着脚，在零下多少度的沿海下强力的劳动，在这种极不人道的情况下，你国家和企业都是有共同责任的。并且在战争结束以后，你虽然整理的报告书，但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政府就销毁，所以是极不诚实的，这种说法我认为这个法官来说是很有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