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康律师，我想这两天大家可能都关注这件事儿，为什么几乎是一样的案件，但是在札幌这儿败了，几天之后，三天后在新瀉这儿又胜了，原因在哪儿？

　　康健：我觉得不是法律问题，这个原因不是法律问题，法官在这里当然了，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两个地方的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原告虽然是不同的原告，但是事实是同类型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原告这方举证也是同类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因素在这里起了很重要的。

　　记者可您刚才说了，札幌的那个是法官等于在结案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新换的，去年赵大爷的证词他们都没听过，像翻译听着听着哭了的情况，他们没有从感情上直接听我，新瀉的表现和为他做的工作都有哪些，哪些东西让他的确地感触了、感动了？

　　康健：因为这个法官没换，从99年8月立案，一直到今年的宣判，始终是这个法官是没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因为作为日本人都是很不了解那段事实的，有些人故意回避那段事实，有些人确实不了解，因为日本不做这种宣传，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父辈不会这么残酷的。但是当你听到受害者这些亲身的经历以后，只要有点人性的，他都得掂量掂量，反思反思，所以这个法官在听了这些原告的陈述以后，我们这一方的律师就提出来了一个要求，就是说希望要现场勘验，因为每一个劳工都谈到了，特别冷，而且他们要求加衣服，他不给加，在强烈要求下才给了一个麻袋片，那个劳工给我们说，他们身上，他们光脚丫那样的干活，鞋都破的，拿稻草裹的。单裤单衣，而且有些发的棉裤棉衣都是很破的，都是单的，新瀉港是很冷的。所以日本律师就提出来，说他们查了一下当时的日本的那个气象记录，在1944年的时候，当时的新瀉的雪和气温是近40年还是近几十年，不是十年、二十年德问题，最冷的那一年度，可是中国劳工恰恰是那个年度到了新瀉港，在这么严寒的情况下只披着个麻袋片在那儿干活，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什么抓不住掉下海里了，冻得太厉害了。所以要求法官到现场勘验，你们干说一下最冷的时候是什么样，法官同意了我当时很惊讶，法官同意，可能是不是好，感觉我们觉得还能胜诉，所以在去年的1月27号请了一位原告去，王俊祥，可是去年1月27号已经没有44年那么冷了，而且那天也不是最冷的时候，可是那种情况下，王俊祥，而且现在也能吃饱穿暖了，不是穿一个单衣在那儿老人冻着，也是给他披着个麻袋，让他讲当时那种。法官在场，王大爷一面很沉重，很痛苦的那种介绍以后，这对法官很有触动，法官说这哪儿是，他的感叹，哪是现场勘验，简直又是一次听取证人的陈述。所以对他也是挺有感触的。所以他在这里，毫不求情地认定了你这个恶劣的那种对待劳工的事情。

　　主持人：法官为什么这么不同？

　　旁：所以我认为法官的人格，他的人性，他良心在这里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个法理上，我认为不难判断，法官能不能真正以一个法律家的气魄和法律家的良心，一个人的那种人格来面对这段事实，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法官的人格和他的良心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的。

　　主持人：赵大爷，当年的那段日子给您留下伤了没有？有伤吗？

　　赵宗仁：有。我的伤不是什么东西头，蚊子叮的，两个膝盖都有，蚊子叮的起脓包，发炎。

　　主持人：心里头呢？这么多年。

　　赵宗仁：心里头当然是这个创伤，更不容易磨灭，因为当时那种罪，非人的待遇，永远忘不了。

　　主持人：从93年开始，当您决定要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要更详细地要回忆过去，会不会是一个很痛苦的感觉？

　　赵宗仁：有时候是，觉得很痛，有时候，我总觉着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在家写一写，写来写去，感到最痛苦的写不下去。

　　主持人：其实赵大爷只是很多起诉，作为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当中的一员了，现在又有胜诉，又有败诉，但是这个历程走的其实已经不短了，好多年头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