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大爷，您起诉的时候，就起诉的是政府和企业，回头看当然回忆过去，我觉得对您来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但是您是否发自内心地认为，哪些证据证明是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承担责任？

　　赵宗仁：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日本他抓劳工，他代表他的政府，从我在塘沽那个情况看，就是塘沽海外设了一个好像集中营似的，有的是用绳子捆取得，都是日本抓的。这绝对是代表政府的，但是到日本以后劳动，那就是企业的事儿的。

　　主持人：您当时是在哪儿被抓走的？

　　赵宗仁：从昌平，从村里骗到昌平县城，被他押到北京市的前门里，不知道是西郊巷还是哪儿，有华北劳工协会，他把我们押在那儿以后，后来又是北京市里边背着驳壳枪的伪警察把我们押上的火车，一直押到塘沽。当时走的情况是这么走的。

　　主持人：在塘沽，你们那一下子走了多少人，都来自哪儿？

　　赵宗仁：这个具体的我说不清，我们那一次走了大概是270人左右吧。

　　康健：从昌平那块。

　　赵宗仁：我们走那一批一共，光昌平的人大概是148个，都是老农民，148个，其余的从各处抓的人都是。

　　主持人：在日本做劳工的那一段日子苦成什么样？

　　赵宗仁：吃吃不饱，给中国劳工吃的那些东西，可以说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他用少量的黑麦子面里面加大米细糠，那个大米糠都是捂发的，混合在一块蒸成馒头，先给笼屉借着这个热气全是捂发味，发霉的味，还有的地方给的是豆饼，那大豆要炸完油，这个下脚料根本人们就不能吃，他又粉成面，给蒸成窝头给这些劳工吃。基本就是这些东西，他给中国劳工吃的东西，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

　　主持人：您身边有多少一块去的兄弟就留在那儿了？

　　赵宗仁：我们是光昌平的，死那儿的大概10个吧。

　　主持人：康律师，您看，刚才大爷讲的这些很多可能还有更多很具体的证词，在从99年就开始开庭了，到现在5年时间过去了，法官们都听完之后是否做了详细的调查论证？

　　康健：应该这样的，北海道的案件是有8位原告到那儿出过庭，出庭的话，我们也到那儿作为，我是辅佐人身份，也到那儿发表过意见，另外我们的发言除了他记录以外，还包括受害者的陈述，都还交给他一份书面的资料，他都有详细的，但是因为结审以后换法官，他对这个感受绝不一样了。

　　主持人：当面听和看这个材料可能是两回事。

　　康健：是，那个证言陈述太让人撕心裂肺，其中叫宋军正的原告，到法庭陈述的时候，他自己按捺不住那种气氛，他根本不按律师的问，他自己滔滔不绝地往外，竹筒倒豆子似的往外说，因为只有翻译能听懂，一会儿指身上的疤，一会儿指手指头，手指断了，没有了，身上烫伤，吊起来打，翻译听了就哭起来了，所以当时旁听的人都很震惊，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主持人：翻译哭起来了。

　　康健：他是日本人。后来半天，这个老大爷说完了以后，他一气说完，让他停都不可能停，翻译也不可能让他停，最后翻译自己才说出来，翻译说他实在受不了，我去年9月份去出庭的时候翻译见到我，还跟我说，他说我听到这种事儿，我实在忍不住了，恩可是现在这个法官就没听着，所以他说尽管有这个加害行为，可能还不十分明确，我说这种……

　　主持人：赵大爷，过去这么多年听康律师讲这个细节，您还会掉眼泪，这些年这个事儿一直在您心里……

　　赵宗仁：是。

　　主持人：您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掉过眼泪吗？

　　赵宗仁：掉过。

　　主持人：是说到哪儿的时候掉眼泪了？

　　赵宗仁：具体说道哪个结骨眼上我忘了，反正眼泪不是掉得挺明显的，含着眼泪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