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生委财务司司长张汉湘详解相关新政策，称资金发放受严密监督实行四权分立

　　张汉湘：从考察的情况看，群众对这个政策非常欢迎，这种利益导向的改变，并不是直接就作用于计划生育，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取信于民的一个政策，让农民看到，响应号召就能够得到好处。本报记者薛珺摄

　　国家计生委访谈要点：

　　——每年600元的资助

　　——2.1亿资金扶助农民

　　——发放奖励四权分立

　　——公开公示杜绝腐败

　　——计生工作难度小了

　　——超生处罚不会终止

　　对话动机

　　2004年开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现出温情的一面———国务院在今年2月27日发出文件，要求在中西部部分地区的农村对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这个消息的发布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参考消息》引用海外媒体的评价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标志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和机制的重大转变，也昭示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

　　在受到高度关注的同时，计生新政策的很多细节对公众而言还比较陌生：政策推行具体在哪个层面试点？政策会否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相关资金如何运作及如何保障公平等？针对这些问题，国家计生委财务司司长张汉湘此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国家送我一个儿子”

　　新京报：最近我们注意到政府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做了一些改进，在一些试点地区开始对执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奖励扶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转变的背景又是什么？

　　张汉湘（以下简称张）：首先我们的奖励扶助政策是针对农村地区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这个政策的全称叫《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目前还在试行阶段，这个部分计划生育家庭针对只生一个（孩子）和双女户（只生两个女孩的）家庭，而且父母要求60岁以上。根据中央部署，试点工作将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重庆等西部5省（市）和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9个中部省份的9个市（地、州）以及贵州的遵义市进行。

　　从处罚多生到奖励少生，是相对过去的控制基础和管理手段来讲的，其实过去也并不单纯就是处罚这一个手段，也有别的手段，只是以处罚为主。而现在则更加强化了利益导向，强化了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

　　这个转变的背景就是，中央确定新的科学发展观，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关心弱势群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国家在1995年就对计生委的工作提出了两个转变的要求，即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在这之后，计生工作就开始尝试强化利益导向，对一些计划生育执行者实行奖励和扶助政策，经过逐步的形成和完善，上升到国家的政策和制度。

　　所以说现在这个制度不是我们计生部门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的行为，这个制度是得到国务院认可的，是国家的承诺。新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实质性飞跃，实现了质的转变。

　　新京报：这种奖励扶助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就是指试点的农村地区只生一个孩子或两个女孩的父母只要谁满60岁了，谁就可以得到每个月50元（每年600元）的资助。

　　新京报：这600元是否是有吸引力？

　　张：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这个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但是在西部地区，和中部农村地区是很管用的，一个人600块，两口子一年就是1200元。而这些地区的农民的现金收入，中西部地区也就是1200元左右甚至不到，在西部地区这就等于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新京报：从考察的情况看，群众对这个政策是什么态度？

　　张：欢迎，非常欢迎。有的人说，这等于送给我一个儿子，四川一个老太太说，我一年问我儿子连20块都要不到。

　　这种利益导向的改变，并不是直接就作用于计划生育，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取信于民的一个政策，让农民看到，响应号召就能够得到好处。是让计划生育的坚定分子感到光荣，让超生的人感到后悔，让准备多生的人犹豫。

　　2.1亿资金扶助农民

　　新京报：奖励政策的资金是从哪里支出的？

　　张：我们这个政策是由公共财政支撑的，主要是国家和省级财政出钱。对于西部地区，中央出80％，地方配套20％，地方配套以省级财政为主。中部地区是中央、地方各担负50％，地方配套也是省级财政为主。

　　新京报：这部分资金全部是由公共财政出吗？有没有一部分是直接来自对超生的罚款？

　　张：这笔资金全部是由公共财政负担。以前的罚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现在已经是全部直接上缴财政，是不自留的。为了支持这个政策，国家今年一年已拿出了1.6亿专项资金，加上地方的出资总共是2.1亿。这个是和社会抚养费没有关系的。完全是由公共财力保障的。这实际上也是国家利用公共财政扶助农民的一块。

　　新京报：这个试点目前仅仅是在中西部开展吗？

　　张：现在试点主要是在中西部地区。根据国务院的政策，国家鼓励东部地区自行试点，完全是地方政府自行筹措资金，现在东部地区多数省市已经开始部署试点。根据我们的了解，东部的进展还不慢，有些地区甚至要比中西部的还要快，像广东，目前全省都已经开始了，江苏今年也已经在两个地区开始试点，明年准备在全省推行。

　　发放奖励四权分立

　　新京报：从计生委掌握的数据来看，在试点地区，现在有多少人符合奖励扶助条件？

　　张：现在在我们计生委这边的汇总数据是35.2万人，我们这里都有他们的详细档案。

　　新京报：那么这个制度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将这些钱下发到这35.2万人手中？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监控和监督不会出现问题？

　　张：这些钱是通过财政直接下发到各受扶助者的个人账户中去的。

　　为了保障这些钱在下发途中不会出问题，我们在机制的设计上还是比较严密的，从目前的执行情况来看也是比较好的。

　　这个机制可以叫四元结构：资格确认权、资金管理权、资金发放权和监督权，这四权是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和执行。资格确认权是由计划生育部门负责；资金管理权是在财政；资金发放是由地方政府委托有资质的银行、信用社或者邮局来发放。监督一块儿涉及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制度监督以及每一个环节的监督，所以目前具体由哪一个部门来执行这个责任，我们在设计方案中还没有最后明确，但是关于监督的框架和内容已经确立。

　　新京报：这个内容和框架大概是什么样的？

　　张：一个是对资格确认的监督，这块是非常关键的，谁符合条件？谁不符合条件？有一整套的确认程序，群众主动申报———村民大会评议———张榜公示，村、乡、县三级都要公示，公示的内容还包括举报电话，各级都要求公布举报电话，省和国家也有。此外还有关于农村计划生育扶助的网站，上面也有举报的窗口。

　　资金管理的监督我们分两块：财政这块，主要是国家对省级的监督，省对地区一级的监督，这个逐级的监督，主要是看资金到位和配套的情况。此外，在地区或者县设立专户，财政资金到专户后，直接转到银行、信用社或者邮局，之后再由这些金融机构转移到为这些个人开设的账户上。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整个资金运作的过程中，不会有人直接接触到钱？

　　张：我们整个框架的特点就是封闭运行，作为两个执行部门的计生委和财政都不插手这些钱，钱不过手。计生委把预算报给财政部，财政部将这些预算下达到省里，然后将这些钱转移到专户，专户直接转移到银行。以现金方式发到农民手中，这样就避免了以前一些下发资金被抵扣而产生的一些问题。

　　公开公示杜绝腐败

　　新京报：这样的运作方式有没有可能杜绝腐败呢？

　　张：整个运作我们有一整套的制度来保证。而且我们也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完善连环扣式的监督。毕竟现在刚开始试行，目的就是为了积累经验。

　　从现在整个过程中，最有力的监督就是公开和公示，在资格确认这块儿就把问题卡住，阳光操作。此外，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钱在到受扶助者手中的这个过程中，各个部门是不沾钱的。这就没有利益驱动了，弄虚作假就没有意义。现在全部的35.2万人的档案全部在我这里，我们把这些人的资料一个一个都给银行。银行建立这35.2万人的个人账户。这个是要报名字，有照片的。

　　新京报：那么这个环节是不是可能存在问题？比如我这里符合条件的有10个人，但是我上报的时候说有15个。

　　张：这种情况不能排除。但是他如果要报，首先要有名字，还要有照片，要有各级的审批。一般来说在公示环节多少都会发现一些问题，这里面有群众监督，因为毕竟是真金白银拿在手里。大家也互相盯的很紧。这一个月50块钱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是非常解决问题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复查，省里面也要查，现在我们大的抽查已经搞了四次。

　　此外，我们从自己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来问题，因为数据首先是县里面通过网络直接报，然后是省里汇总审核。我们会核对两边的数据是否有出入。这次中部某市的问题我们就是直接从数据看出来的，因为他们是由村里面直接报上来的数据，乡县没有审核。而且这个数据从报上来之后都没有变动过，报名是从4月份开始到6月份截止，公示之中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所以各地汇报到我们这里的数据，每天都在变，但是这个市的数字一直就没有变，我们就估计这里面的群众没有参与进来，就派了专门的调查组去查，一查发现了问题，后来对这个市做了通报批评，要求他们重新挨家挨户调查。

　　新京报：中部这个市是什么问题？

　　张：他们主要的问题是对政策把握不严，没有宣传到位和没有公示。一女一男（先女后男）也是符合计划生育的，但不是在奖励的范畴之内，可是这个市把这块也算了进来。不过，他们报上来的名单中没有一个是计划外的。

　　计生工作难度小了

　　新京报：你们是如何保证民众能够最大限度地知道政府的新政策？

　　张：各地的计生部门都会做宣传，但是即使这么做也难免有些人不知道，因为有些地方太偏远了，而且农村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出去打工了，有的搬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去了，漏的肯定有，但是极少数。

　　我们要求制度的机制上不能出问题，审核程序上不能出问题，公开公示这些程序一定要有，在制度上不能出问题，在具体的操作是不是有问题？中国这么大，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准确。

　　新京报：实行奖励扶助制度之后，计生委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张：工作量增加了。因为毕竟这个时间跨度是30年，我们这次奖励的实际上是30年前实行计划生育的那批人。这个工作量很大，但是计生干部的积极性高，群众热情也高。说实话，以前计生干部是不大受老百姓欢迎的，计生干部本身也很压抑，但是实行这个政策后，群众对计生干部的看法开始大为改观，所以计生委干部工作量是大了，但是工作难度小了。这里有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云南开始试点不到4个月的时间，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是过去18年的四倍。

　　超生处罚不会终止

　　新京报：现在对超生处罚的工作还依旧进行吗？

　　张：还有，处罚是不能放弃的，要管理就必须要有处罚，我们有计划生育法的。只是以前是处罚为主，现在是以利益导向为主。

　　新京报：上世纪70年代后期，计划生育逐渐被接受，这种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家庭逐渐增多，这个费用肯定也会逐年攀升，国家会一直支持吗？

　　张：是的，到最高峰的时候人数可能将到2000多万，需要的资金大概是70个亿。这个制度目前的执行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问题，将来会慢慢地和养老机制结合起来。目前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逐步探索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

　　新京报：那么在你们现在设计的这个机制里面，你最担心哪部分会比较薄弱？

　　张：现在还需要检验，目前来看是没有大的问题出现。但是从长远来看，加强对委托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一个重头。还有，对其他金融机构，如信用社和邮局在金融体制改革后的走向也会决定他们是否还能继续承担这个责任，对此，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观察。监督机制也仍需要进一部完善。

　　本报记者吴蔚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