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啊！今天来接访的人多，千万别讲是哪里来的啊！”11月24日一早，我跟来京上访农民许永年去国务院信访办。路上，他接到了这个语气急促的电话。
许永年62岁，是福建厦门海仓镇霞阳村村民，来北京反映村干部卖地问题，我们是在社科院农发所碰上的，他来找于建嵘。
于建嵘从事社会冲突研究，常到下边跑，跟农民接触。这两年，光农民给他的控告信就收到两万多封。有的上访农民还三更半夜摸到他在北京通州区农村的家，老许就是自己摸上门的。
“我一点儿都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惟一能做的就是听他们倾述。听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信访量连续11年增长？上访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信访引发的冲突原因在哪里？政治后果又会怎样？直到今年5月，我才下决心做一个定量定性分析，对我国的信访制度状况进行系统调查。”于建嵘说。
“信访成了块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现在羞到了中央。”信访问题，已是社会焦点又是敏感的话题。11月，于建嵘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一披露，闻者哗然。
去年，本报报道过于建嵘《让农民自己讲话》。“有人骂我今年就变了，是不是想取消信访，不让农民讲话了。总之，批评和误解的声音很强，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孤军奋战。”
读完于建嵘的调查报告后，我又跟上老许去信访办和上访村，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上访的。
“既然政府设了这个部门，就是叫老百姓来反映问题的”
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信访办是一门二牌，人称“两办”。
“两办”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条死胡同里。果然，离老远就见巷口聚集了很多人，路边停着辽宁、山西、河南等地来接访的警车。
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见人朝里走就问：“你哪里的？”，或把人拦住：“把身份证拿出来。”问到老许时他没答话。
“问你呢，老头子。”有人指着他喊道，老许还是不吭气，往里走。眼看挤过巷口时，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两脚，老许趔趄了几下，站稳。然后又使劲儿地挤过了巷口。
“两办”大厅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空气混浊，有点像火车站售票大厅。一共开了6个窗口，窗口上方标着一溜儿省份名，上访的人站在自已省份的窗口前排队，交材料、领表格，上访人管这叫“挂号”。
一个30多岁的妇女瘫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哭哭啼啼。她披头散发，裤子也破了，露出里边的红毛裤。“刚才在路口，她被接访的打了头。问她哪里的她不说。”
“那就讲嘛，省得挨打。”我说。
“不能讲！讲了会被截访的拉走。”好几个人同时告诫我。
她的丈夫排在老许身后。我问他们是哪里的，说是山东的，来告村官。
我指着地上的女人说：“又花钱，又受气，别告了。”
男人面无表情，眼睛死盯着窗口，没说话。
“来北京上访几次了？”我问。
“7次。”他答。
“不耽误干农活吗？”
“现在冬闲，地里没活，就上来了。”
9点，正式开始“挂号”。不断有人站在排队的人身边攀谈：“哪里的？”、“反映什么问题啊？”上访者称接访者是“截访”。在大厅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来接访的，他们从各省来，多是中青年男人，衣着整齐，有的手里拿着喝水的杯子，到处转悠。而来上访的人各式各样，有人甚至穿着开花棉袄，腰间系根绳，一根棍子挑着行李；有的人拄着拐，还有人是给抬进来的。
突然，大厅里一阵骚动，一伙人扭打成一团儿。混乱过后，有个拄拐的人头被打破，血流到地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拄着一根棍子，用陕西话大声嚷嚷道：“在家打，来北京还打。让不让老百姓活哩！”她举起棍子，像疯了一样往上冲，棍子被人折断。
老许身旁也站着一个男人，软磨硬泡地问：“哪里的？哪里的？”瞥见老许手里的材料后，他立马高兴了：“啊，原来是福建的。你也别怕，福建没来人接访。”接访的人只管本省的上访者。第一次来北京上访，老许也是被接回去的。“一共上来4个干部，从福建坐飞机来，坐飞机去。说好了一定解决，回去把我丢在家里又不管了。”两次上访，老许花掉家里八九千元钱。
旁边队里，几个人围住一个50多岁的男人劝说着，他们讲的是安徽话：
“回去，回去，我们回当地解决去。”“哎哟哟，我就是当地没得到解决，才跑北京来。要是你们能解决，我跑北京做什么？”
“你来这儿，也解决不了。”
“既然政府设了这个部门，就是叫老百姓来反映问题的。”
劝不动，几个人就动手拉。被拉的男人不急不恼，只是用力甩开拉着他的手。然后双手一抱拳道：“各位，对不起了！”又回队里站排。
“老太太，走吧，咱们吃饭去。”一个接访的人，正竭力哄劝一个老太太。
“不去！”老太太一扭头道。
“你看，马上就到11点，排不上你了，咱们吃饭去啊。”
“不去！”老太太不再搭理他。
差一刻11点，老许排到了，他交上材料和身份证，里边的人往电脑录入登记，然后递给他一张表。老许填完后说：“下午还得来排队，交表。”
“这一屋子人全是来告法院的。要么不给你立案，要么怎么打都肯定是你输”
出了“两办”，我跟老许回上访村，一大群上访的人都往陶然桥南走。走了一站地，到了一片居民区，有栋楼上挂个牌“东庄”。路边，有人在卖中央机关、新闻单位通讯录，有人支张桌子替人写材料，还有人家的窗户上挂着替人上访、打官司的招牌。
两个穿黄胶鞋、戴蓝呢帽的壮汉站在背风向阳的墙角，翻看着什么。老许跟他俩儿招呼道：“怎么样上午，表拿到了吧？”
“哎呀呀，别提了！我们地方截访的堵门呵，根本没进去，身份证也给抢走了。”
“你看看。”其中一个抬起胳膊，衣袖露出一道大口子。“真凶！拖我俩儿上车，我俩儿死活不上，跑掉了。”他边说边从地上的化肥袋里扒出上访材料。
另一个笑嘻嘻地说：“截访的骂我俩儿，来上访，你们脑子里有蛆啊！”
出了居民区，走到一片草地和小树林边上，碰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身上挂了四五个包。老许问：“你也来上访？”见人搭话，老太太卸下身上的袋子，就势坐到地上。
“东家推西家，西家推东家，我都上访多少年了。”她有气无力地道。
“你住哪啊？”
说夏天住小树林，冬天睡南站候车室。“天天夜里11点往外头撵，3点才让回去。”西北风夹着沙土一阵阵地吹打着人脸。她眯着眼叨唠着：“谁来救救俺吧！救救俺吧！”
猛地，老太太睁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问：“同志，你是哪儿的？是中南海里的？”说罢，她又匆忙从包里掏出一摞打字复印的白纸。
在一堵距铁路十来米的墙边，几个人正用木杆搭窝棚。我把头伸进一个搭好的小棚子里，里边坐个抽烟的男人，他们一家三口从江苏来。女人的手和脸皲裂，不停地淌着清鼻涕，说是花了25元钱买了块塑料布，搭起这个小棚子。“今天我们去人大了。”她还挺高兴。
“在这儿过冬？”
“没得办法啦，房子没了，地也没了。我们就是来告那些土霸王，让我们有家不得归。”
上访村到了，它也在铁路下边，是一片杂乱拥挤的砖房。进出南站的火车昼夜不停地驶过，火车经过时“轰轰隆隆”地震得地动屋摇。
30来岁的刘群替人管房子，他也是上访农民，在上访村住了3年。他说上访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去年和今年。“一开始就一两家，现在二三十家。‘呼呼’地上人，天天还能住满，得有2000人哩。”因为离“两办”和高法信访办近，宿费便宜，一宿3块，这里就成了上访人聚集地之一。
刚进村口，就被一个白发白胡子老者拦下，他颤巍巍地拿着一张纸，要人帮他拨个电话。纸上是驻京新闻单位电话表。他指了一个号，我替他拨通。
“喂，”他讲很重的方言，大意是问人家收没收到他寄的材料，一句话还没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撂了。“天天打，天天打。”看电话的女孩不耐烦。上访村的房子里全是简易大通铺，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屋子，能挤20多人。从东北来的于德水坐在床铺上说：“俺们来上访，就是想要个判决书。”
拆迁扒房子，他和开发商没达成协议，结果被强迁。“把俺家东西都拉走了。上法院打官司，不给判决书。一股火，我的青光眼也给急瞎了。”
他不停地眨巴一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说：“俺们是月月交表，天天去信访口等，二十多天才叫了一个号。多急人啊！俺又不能闯门，那样犯法。俺是8月8日来的，这都多少天了。我一个瞎子，能有什么办法？”
屋里很快挤满了人，我手上、包里也被塞满了材料。刚坐一会儿，几个女人又把我拉到隔壁房里，郑重其事地说：
“你去反映反映，截访的人抓人、打人怎么就没人管？‘两办’我们都不敢去了。”还说她们的一个访友上午被打，是用胶皮管子打的，鞋都给打掉了，现在人在医院里。
“中央既然成立了信访办，就得让访民进去，就得接我们的材料啊。”
“我怀疑信访口的人，被各省买通了。为什么告到这里，推到那里，让我们在北京转圈子？”
我问他们怎么不去法院打官司。
“你瞅瞅，这一屋子人全是来告法院的。要么不给你立案，要么怎么打都肯定是你输。想向上一级法院申诉，人还没到，人家电话早打过去了。”
她们又拽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赶快说：“俺们大队书记的亲戚给人杀了，书记托了个梦，说人是我儿子杀的。把我儿子抓起来了，现在还在沈阳大狱里圈着哪，都13年了，真杀人的人还搁外头待着呢。”
“没证据，怎么会判？”我问她。
“要是真有证据，我儿子早给崩了，还能关到现在？”她说表交了，但等了一个月也没喊到号。听别人说话时，我瞥见她双手合掌，嘴里嘟囔着，冲墙又叩又拜。
“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让我们本省的人到窗口登记”
“既然连门都进不去，别告算了。”在上访村，我劝他们。
“我们依法上访，大老远地来了，门都没进，能死心吗？”
“中央政策，国家法律，都好！可下边就不执行，这不是逼老百姓上访吗？”
“党中央听不到访民的声音了，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央知道。”
在上访村，一个女上访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个故事：
“头年我来上访，在前边桥洞底下住了一些上访的。有一天，来了个人，穿得可板整了，后来俺们才知道是×××的秘书。”
“你怎么知道的？”我打断她。她口气笃定地说：“我当时就在旁边看的，他一边还站了一个警卫人员。他问：你们来上访都是什么事啊？大伙儿就把上访材料拿来给他看，他看了老长时间才走。过了大概半个来月，‘两办’门口的墙上，有人贴了一张纸，是中央领导下的批文，写了3条，全是维护俺们上访人员权益的……”
于建嵘及课题组曾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有90．5％上访人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反映到中央，让中央知道情况”；88．5％的人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81．2％的人“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
我问刘群，在上访村，见没见过有人拿到了中央领导的批文。
“3年了，我没见过一个。能拿回一张带‘回执’的单子，就已经不得了了。”
他说自己来告地方乱收费问题。“光填表，不管事，农业部我跑了不下20趟，最后也告烦了，冤死拉倒！开始有几个村扒钱（筹钱）叫我上访，看我总告不赢就不管了。我也没脸回去，回去也怕打击报复。”
“我算幸运，能在这儿找个活干，有口饭吃。有的人上访花光了积蓄，连回去的路费也没有，天天捡烂纸卖。有人没能熬下去，最后精神崩溃，天天坐在铺上扬着脸，破口大骂。还有的夜里不睡觉，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在上访村里，女人多哭诉个人冤情，男人多探讨信访问题。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用四川话跟我说：“跟你讲吧，但凡来上访的，没几个不懂法，虽然不很精通。他们以为手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相信了依法治国，才拼命跑来上访的。”
“你可以天天来排队，填表交表，就是不解决问题。好像一个魔术大师在台上耍魔术，台下人在看，看懂的人知道这个是假的，不看走掉了。不懂的人又来看，还拼命挤上去看。可怜啊！最后，有人想回也回不得了。”
“怎么回不得呢？”
“信访上有规定，叫‘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我告的就是地方狗官，我从虎口里逃出来上访，结果你又把我送回去，他会放过我吗？恨不得一口吞掉，整死你。好天真喔！好吓人喔！”他摇晃着头，连连叹息道。
一个人指着自己灰白的头发说：“10年了！我从一个满头黑发的小伙子，访成了个半老头子，问题还没解决。在上访路上，我亲眼目睹了多少人忍饥挨饿，被打、被抓、被关。上访不但是条不归路，而且是一条死路。”
“哇———”地一声，屋里传出一阵哭声。一个女人抢过话头，边哭边讲，语速极快。她说自己的弟弟被人打死了，地方公检法漏法、漏罪、漏刑。“我要求不高，就依咱国家当今的法律处理就行，尸体要法医鉴定，凶手要抓起来判刑……”
她拉开外衣，露出一只尼龙口袋，眨眼间，掏出一摞纸。
“都藏在怀里，见到领导人，我随时随地发一份。”
“你能见到领导人？”
“我天天告，日日访，没有一天停留的，哪个部门没跑到，整个北京城我跑了多少圈了。白天不想吃饭，晚上不想睡觉，半夜也在想办法，我现在到处摸门。”上访人称找别人的家为“摸门”。
“摸着了吗？”
“摸着了。卫兵把我拦下，但材料接了。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里，一天一宿只吃了一个盒饭。”
她的眼泪“唰唰”地流，边抽泣边说：“谁愿意跑到人家门口招讨厌？谁愿意忍受这份饥寒？没苦没难的，谁不老实在家待着？我一天生活费只4块钱，3块交宿费，一块买馒头，每天捡烂菜叶子吃。看看住在这里的人，哪个不是天天哭天抹泪的。”
“如果还没解决，你怎么办？”我问她。
“反正回去也不得好，活着也受罪，死不了，我就猛告。北京告不下，我告联合国去！”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