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的调查报告里有如下数据：
一：您因上访，有没有受到打击报复？
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
二：您对上访效果不满意，打算怎么办？
受到打击后，表示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占91．2％；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占87．3％；宣传政策和法律，发动群众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占85．5％；还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而表示“不上访，认命了”的只有5．8％。
三：2003年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同时，更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
下午，我又跟老许回“两办”排队交表。人比上午稍少，一些接访的人跑到大厅门外抽烟、换气。我问一个接访干部，他们省一共来了多少接访的。他说除了省里，一个县还来了五六个，算算有多少个县吧。
他又说：“我们也很辛苦的。住的地方离这15公里，早上5点，天黑着，就得爬起来，坐车往这儿赶。一天都得在这儿，下班才能回去。有的人工作方法不对头，天天要吵架骂人的。”
我问干吗非要接访？他答：“我跟你明说了吧，上访量大，领导有责任，中央要说他的，所以派人来接访。年底了，哪个地方信访量大，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领导叫来就来呗，反正只待一个月，再过十多天就可以回家了。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让我们本省的人到窗口登记。”接访是一项浩大的财政开支，据报道，四川每“接回”一个上访者，来回要花费上万元。
老许排到窗口，交上表后接到一张比名片稍大的纸，上边写着国土资源部人民来访接待室的地址。这地方，他已经去过4次了。
“现有的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于建嵘及课题组在上访村，曾做过这样的实验（调查）：接待第一天刚到的上访者。
“他们背个包，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地来了，个个对上访充满信心。来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来向党中央讨公道。我们问感觉怎么样啊？一般都很激动：党中央欢迎我们来反映下边的腐败啊！我反映的问题，中央肯定会查处。我们说，好好，没问题！7天后咱们再见一次。”
7天后的调查表明：刚进京上访的农民认为“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人数下降，而认为“中央怕农民上访”的人数则上升，多数认为“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
“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高层的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信访制度，带来国家政治权威和认同性的流失。”于建嵘直言道。
通过对两万多封上访信分析，于建嵘发现：近八成的上访问题是土地问题。“在土地纠纷中，地方政府就是受益者之一，怎么能指望它来解决问题，老百姓又怎么能信服？现有的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信访，在上世纪80年代平反冤假错案时，确曾起过作用，政治问题用政治手段解决，但现在是利益问题，怎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信访办，责重权轻，机构繁多，归口不一，对信访案件只是层层转办，但老百姓并不清楚信访办的权限。据对进京上访农民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原来的上访问题还没解决，上访过程又引起新的冲突，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
于建嵘说：“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自2003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的一份《上访人员上议书》中写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访条例，滥用职权，欺压上访人员，用各种手段收容、遣送、关押、毒打，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人员问题得不到解决，人身受到伤害，精神受到摧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少数地方党政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一，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有近一半的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政府打击、拘捕领头上访的农民。而为了减少因上访所遭受打击或政治迫害的风险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在法不责众的意识影响下，许多农民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上访。后果之二就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信访者中产生并获得迅速繁殖的社会土壤。”
“假如我们不能在民众中树立对法律的信心，那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灾难”
于建嵘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
一些人不这么看，认为信访是个解压阀，能释放民怨。
“我说你错了！恰恰不是减压，而是在加压，积压民怨。原先是怨地方，现在是怨中央，最后一线希望也没了。”于建嵘说。
还有学者拍桌子道：信访，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方式，要加强信访，让老百姓有说话的权利和地方。
“我问他们：你接触过几个上访人，看过几封上访信，到没到过上访村，上访问题有多少得到解决了？你没接触，怎么知道上访人的苦难，而这苦难又是怎么造成的？最好自己去体验一下上访者的辛酸，看你还说不说这些屁话了。”
为了了解上访者的感受，于建嵘找了个问题，亲自跑到中央某部委的信访办上访。
信访办一般都设在偏僻的地方，光找地儿就得花些功夫。“从小窗口里喊号，就像叫犯人一样。我进去，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头。他接了材料，也不登记，溜了一眼说：回去，回你们湖南省解决。我说，我就是从湖南上来的，没解决才来。他不耐烦地说：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能不能打个电话过去？他眼珠一瞪，说：给你打电话，长途话费谁掏？
“一个上访者，要受多少白眼和委屈，人格受到侮辱时，他们心中会产生怨恨。这哪里是让老百姓讲话，这是在抽老百姓的耳光！这是怎样的讲话，这是劳民伤财、误国误民的讲话！我们还是给老百姓一个合法而又起作用的渠道讲话吧。”
采访中，于建嵘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
“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寄希望于人治，寄希望于某个青天、好人帮他们伸冤，而是让他们寄希望于法律体制。加强信访，不如加强司法。让老百姓相信法律，说服民众对司法的信心，靠司法公正解决问题，由对公民的行政救济改为司法救济，这才是惟一的正道。
“信访办可以存在，相当于民意上达的信息反馈部门。老百姓照样可以上访，但政府不再派人接访，不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
“信访部门应该明确告诉老百姓：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也没人给你批条子。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老百姓对信访的预期。同时，还要给老百姓指出一条道：最高法院可以在各地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厅，降低诉讼费和收费，你去那里解决问题。法院必须下判决书，必须在期限内给答复，必须建立问责制，必须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等等，让司法，真正成为老百姓的救济底线。”
然而有人在骂于建嵘太迂腐，老百姓告的就是司法腐败，你还要加强司法。
“司法确有腐败，难道强化信访，就能保证信访不腐败吗？在眼下的中国，难道还有更好的出路吗？正因为司法有腐败，所以，才要全社会盯住司法，监督它。真正依法办事，好多上访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假如我们不能在民众中树立对法律的信心，那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灾难。”
前不久，于建嵘出访了一趟，他说有一点感受特别深。他问过许多农民相同的问题：
“假如农会不给你贷款，腐败了，你怎么办？”
“不可能啦。”都这么答。
“就是腐败了，你怎么办？”
“那我告到法院去。”
“法官也腐败了，你怎么办？”
“不可能啦。”又是这么一句。
一再追问后农民答：“那我找区议员，他会去指责法官。”
“区议员也腐败了，你怎么办？”于建嵘还接着问。
“不可能啦。”被问急了，答：“那我下次不选他。”
于建嵘这样设想：“我们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最终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大，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听说新的《信访条例》将在年底出台，于建嵘表示非常担心。
“有关部门提出的《信访条例》修改稿，虽较原条例有进步，但没有真正体现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反而从部门利益出发试图强化信访机构职权，并且规定了许多明显违反《宪法》的禁止性条款。应当预先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充分论证，并可以考虑组织公民广泛参与讨论。”
“假如新的《信访条例》出台，起码几年内不能改动。等着看吧，不知又要积聚多少民怨，又要有多少人走向上访不归路。”
12月3日，在北京缸瓦市前英子胡同的国土资源部人民来访接待室里，我见到了两位从福建来的干部，他们是来接老许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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