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政坛改革新招迭出，本文回顾了一年来影响公务员切身利益的十大举措，并从不同视角精编了读者与网友对这些举措的评论。
一、政府雇员制：8月1日起，深圳正式实行政府雇员制。深圳政府雇员制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推行，而不局限在政府机关；期望通过“雇员制”发挥“鲶鱼效应”。
期待凸显“鲶鱼效应”
不少专家对“政府雇员制”纷纷叫好，一个最直接的比喻就是鲶鱼效应——经过鲶鱼的一番搅动，沙丁鱼只好快速游动。政府雇员的出现对中国的官本位意识无疑也是一次冲击。
一方面，在政府机关工作，但却与升迁无涉，只凭专业技术知识吃饭，这会对官场文化起到消解作用；另一方面，置身官场却不用应付那些复杂的人与事，也有助于避免无谓的政治游戏造成智慧浪费，提升行政和服务效率。
没有压力何来“鲶鱼效应”？
雇员制中的雇员只是临时雇员，虽然对政府负责，管理却是两码事，他们与公务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双方互不影响。这种制度不影响公务员铁饭碗、公务员奖励、公务员晋升，对公务员不构成威胁、压力、竞争，何谈对公务员产生“鲶鱼效应”呢？
调动公务员积极性，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管理水平，关键还要靠加强群众监督，加强政府高层监督，最重要的是群众监督，让群众监督权落实。
二、治理庸官：浙江省实施的《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影响工作秩序和效能的行为专门出台制度进行责任追究，率先向“南郭先生”似的庸官们开刀。
不做“庸官”是应尽的责任
不做“庸官”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的一种政治责任，实现这种政治责任，我们的官员就必须从“官本位”观念转变到“民本位”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应当严格贯彻《干部任用条例》，真正搬掉干部制度上的“铁交椅”，让那些滥竽充数的干部像南郭先生一样混不下去。
要造就强烈的竞争氛围，让公仆们真正产生危机感，每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行的坚决叫他让位置，那些懒官、庸官自然也就少了。
改革体制才是治本良策
浙江省治理庸官的首创之举，在现实情况下，对治理党政机关普遍存在的冷横硬现象、“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作风、碌碌无为的状态，在一定时期内会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在机构大量重叠、职能大量交叉的体制和机制面前，一纸文件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是根治庸官的长久之计吗？笔者对此并不乐观。改革体制，转换职能，拆庙撤神，科学定岗定员，满负荷工作，高效能考核，这些才是杜绝庸官的治本良策。
三、精减副职：十六届四中全会吹响了中共中央执政改革的新号角，中央今后在干部调整中，将卡“职数”、控“增量”、减“存量”，以确保干部队伍的精干和高效，向副职过多开刀。
副职领导过多怎么减
在现行体制中，设置较多副职，虽然导致了行政成本增加，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替代了相应的机构协调成本、议事决策成本、专家顾问成本。因为有这些好处，在现行体制下要减少副职，存在着一定的功能障碍。
通过完善民主制度，充分发挥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决策和立法等功能。增加议事机构的投入，有利于减轻行政领导的讨论和决策负担，从而专心致志于执行功能，提高行政效率。副职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减少到一个副职。
减副职从“头”开始
多少年来，我国各级官员数量不仅未见减少，还有上升趋势。“精官减政”工作一直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其主要原因在于有关部门未能有足够的魄力和动力从“头”开始。
从省市副职开始精简，进而促使下级部门精简副职和冗员，不仅能够提高执政能力，破解机构精而不减的难题，而且还能切实为百姓“减负”，提高百姓与政府的亲和力。
四、带薪下海：山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定》中规定，机关和全额事业单位的在职职工，经批准自愿离职到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3年内原单位发给基本工资。3年期满，要求回原单位工作的，由原单位安排工作。
“下海”何需“安全带”
不能胜任就辞职、竞争不上就下岗、人员冗余就分流，这对调动公职人员积极性，在党政机关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无疑大有好处。但是给“下海”干部系上“安全带”的做法，却大可商榷。
给“下海”干部系上“安全带”，说穿了是“官本位”的观念在作怪。“官本位”是招人痛恨的痼疾，一味迁就这一现实，而不想方设法加以改进，对干部观念的转变，对良好创业环境的形成，都是非常不利的。
政府应理直气壮地淘汰干部
这些“优惠政策”频频出台，也显示了政府机关不能理直气壮淘汰干部。拿出国家的钱，拿出承诺，试图让无事可干的人去创一番天地，却还藕断丝连，还要留下足够的后路，这怎么有利于他们去闯荡？
经商的愿意弄到红顶子，作为保护伞；做官的愿意到企业兼职，拿到实惠，这是有权人和有钱人的交易。次一等的，就只能退一步，吃着碗里，占着锅里，怎么他们都能左右逢源？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淘汰干部？
五、辞职补偿：武汉市《关于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意见》规定：对已满5年最低服务年限，自愿辞职领办、创办、租赁企业、从事个体经营、到非公企业、非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将一次性给予5至8年基本工资的辞职补偿金。
自愿退出应该给予一定补偿
对公务员自愿退出发放一些补偿金是合情合理的。企业对某些离职（含辞退）员工要发放补偿金，发达国家对精简的公务员或离职的公务员也有类似的补偿措施。一个自愿离职的公务员从事了几十年的公共服务工作，根据提前退休时间得到增加1档至3档的工资，是可以理解的。一般科员辞职可领到3万元补偿金，与其5年以上的工作相比也不算多。
对自愿退出的公务员个人也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这鼓励了公务员自愿退出，客观上扩大了“出口”的力度，有利于公务员队伍建设。
辞职补8年工资不合理！
国企职工下岗多半是被迫的，公务员辞职却是主动的，两者在心理上的感受又是何其迥然。为何独对公务员加倍呵护？这公平吗？公务员不但在职时高人一等，即使炒鱿鱼也还要胜人一筹？须要知道，为国家作贡献的不仅仅是公务员，那些数以千万计的国企下岗职工也一样曾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这些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是公务员，而政策、措施惠及的对象恰恰又是公务员群体，趋利避害就自然难免了，岂能没有半点“私心”？
六、廉政保证金：浙江杭州下城区和宁波市慈溪市率先进行廉政保证金制试点，一个公务员从踏入机关到处长这个职级上退休，初步测算，可一次性拿到近30万元。
“廉政金”缺乏现实基础
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在一些国家有成功实施的经验，但若将其“移植”到我国，因国情不同，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公务员勤政廉洁、尽职尽责是起码的要求，是应尽的义务。而现在，在我国公务员的用人制度及效绩考核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对“不出问题”的公务员给以“廉政金”的奖励，等于把勤政廉洁看成了公务员分外做的好人好事一样。由此看来，“廉政金”还缺乏厚实的现实基础。
同时，个别发达地区巨额“廉政金”的设立，有可能在那些财政并不富裕到能设立“廉政金”的地区引发公务员的攀比心理，这些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廉政金是为官员的政绩和实惠
公众普遍认为，廉政保证金是个变相增加公务员收入、增大纳税人负担、对反腐败没有任何实质作用的主意。那么，为什么很多地方却热衷于此，这厢试点，那厢试验，公安部门搞，税务部门搞，“实权”部门、“油水”部门个个争先恐后，不甘示弱，乐此不疲，遍地开花地搞呢？笔者以为，一为政绩。二为实惠。
既有政绩，又有实惠，那个官员会傻到放弃如此美事？所以，官员们权衡利弊与得失，打着反腐败的美丽外衣，争先恐后去实行廉政保证金，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对这些道理，老百姓也不傻，个中奥妙，大家都明白。
七、两圈考察：浙江省委组织部出台了《关于推行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见》：干部的任职前考察中不仅要到他所在的单位即工作圈了解情况，还要充分知晓他八小时之外的社交圈、生活圈，充分听取其街坊邻里的意见。
考察“两圈”难真实
不说现在城市社区即干部生活圈内，邻里间往往老死不相往来，很难听取到有实际参考价值的意见来，而其社交圈内又多为其亲朋好友，更不能奢望对方“大义灭亲”而陷其于不利。即使这些都成立，如何公正地去参考“两圈”意见也是个问题。
首先，谁也无权将街坊邻里提供的意见公开，而这些意见既然不能公开，又怎能保证考察结果的真实性？其次，除了过于张狂、招摇者外，多数腐败分子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礼貌谦恭、温文儒雅。那么，仅凭此“貌相”而考察出的意见又有多少参考价值？还有一种情况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如果干部因琐事与朋友或邻居发生矛盾，那么，来自对方的意见又将如何采信？
值得担忧的反腐“创新”
以民主监督与司法独立等核心制度为剑，反腐治吏其实并不需要“两圈考察”之类的尝试。“两圈考察”的突兀存在与急于推广，恰恰是值得我们担忧的“创新”。它的命门不仅仅在于未必能够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更在于因此而可能呈现出又一次有所“努力”却失败的局面。
中国吏治的现状，出现了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创新”，恰恰是因为囿于各种障碍而不能迅速直抵这一唯一有效的制度建设——问题越来越严峻，有效方案却迟迟不能接近，所以只能在外围屡屡逡巡，以形式上的有所进取作为交代，却往往以实质上的无功而返完成妥协。
八、同级同酬：浙江省义乌市在机关中推行“五统一”的改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除基本工资外，奖金福利统一标准，由财政划拨发放，同级别的公务员不会因为任职部门不同而有待遇上的差别。
“均贫富” 应避免大锅饭
干部待遇“均贫富”过后，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又出来了：每个干部不管岗位如何、不论工作量大小、不论工作业绩优秀还是平庸，只要级别相同，领取的报酬就完全一样，这岂不成了大锅饭吗？
顾名思义，奖金应该通过差距体现对工作努力、业绩优异的劳动者的奖励，平均分配的奖金已经不是奖金。相当多数的企事业单位早已消除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方式，但这种本该摒弃的分配方式却又顽强地在行政机关生存了下来。这就不由不令人生疑，这种表象上的公平，是不是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平？
“均富”不能消除贪念
如果不能够真正平息公务员们心中的这股强烈的逐利欲望，那么，即使通过统一奖金福利标准实现了表面上的“均富”，也难以确保有些公务员不会在欲望的驱使下，想别的法子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最可能的是巧立其他名目，以权谋私。
有些部门公务员过去拿着很高的奖金福利，现在由于统一了奖金福利标准，必将使他们的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有些人难免会不适应，从而容易产生以权谋私的冲动，以满足自己强烈的逐利欲望。自然，如果公务员“均富”的结果是导致更多的公务员以权谋私，这就大大违背改革的初衷了。
九、车改补贴：北京市公务车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海淀、房山、平谷等区县悄然兴起，干部分6个档次领车补，处级干部车补最高可以拿1800元。
公车补贴不能忽视纳税人意见
首先，车改补贴要开听证会。公务员是受雇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群体，纳税人是他们的“主人”，给公务员的车补，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那么要不要给公务人员发车补、发多少，作为“主人”的纳税人应不应该有发言权？
其次，车补到底按什么标准发放。按职务还是按工作需要呢？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工作职责，需要外出乘车的机会有很大差别。当留下的钱可以装进个人腰包，而“超出的部分由个人承担”时，会不会有人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车改补贴与行政级别挂钩不合理
一个单纯处理机关事务的中高级公务员，比之很多部门最基层的最低级别的公务员，确系因公外出需要使用车辆的机会可能要少很多，而按照现行车改办法，前者的补贴却远远高过于后者。实际上，前者可能因车改而无妄增加了收入，补贴变成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后者却可能因为车改后的补贴不够，不得不私费办公事，也就是变相降低了工资。这样一种结果是合情合理的吗？
我们知道，有岗位才有需要。即然如此，为什么不以岗位标准取代现行的行政级别标准来发放车改补贴呢？
十、首长问责制：7月3日，重庆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实施，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
问责制落实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重庆市制定的政府规章，正是贯彻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将问责制度落到了实处。然而，必须看到，问责制度是一系列制度的总和，它需要各方面的有机配合。
问责制度在我国刚刚实施，其中还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研究。一些地方在推行问责制度的时候，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正确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就一定能够正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行动上而不是从口头上将问责制度贯彻落实。
问责需要统一的中央司法体制
在问责这个问题上必须有统一的中央司法体制支撑，问责制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制执行。改革以来的地方性分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同时也造就了势力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在经济上妨碍市场自由流动，在政治上以局部利益为先。
显然，在问责问题上，地方司法体制是无能解决的，统一的中央司法体制必须到位有为。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从地方创新的“试错”开始的。人民网评论部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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