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小王的孩子今年4岁，由于体质较差，经常感冒、发烧或拉肚子。每次去医院看病，检查、化验、排队、交费等等，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五六百元，而且一去医院就得多半天，还得向单位请假，每个月被扣工资。所以她常常向我诉苦：“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现在是得病容易看病难呀！”。

　　可是，人食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一提起看病，谁都头疼，不仅要排各种各样的队，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交各种各样的费，而且小病能给你看大了。所以，有些人得了病不去医院看病硬扛着。

　　据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对此现象，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分析原因有五：一是医疗资源总体不足；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三是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四是医疗费用上涨过快；五是政府投入不足。这五大因素导致老百姓“看病难”问题日益突出。

　　看病难之一，医疗费用上涨过快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生不起病，原因是看不起病。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近八年来，全国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在高强副部长分析老百姓看病难的五大因素中，医疗费用上涨过快是导致百姓看病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医疗费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最受广大群众的关注，也是今年医疗行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据统计，全国医院平均门诊费用持续增长，药费比重下降，检查治疗费比重上升。卫生部门综合医院平均门诊费用从1999年的79.00元增长到2003年的108.20元，年均增长8.2%。其中：药费年均增长5.7%、检查治疗费年均增长20.9%。2003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门诊病人医疗费中，药费比重占55%，检查治疗费占28%。与1999年相比，药费比重下降5.2个百分点，检查治疗费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

　　在过去的五年里，全国住院费用持续增长，涨幅低于门诊费用。卫生部门综合医院人均住院费用从1999年的2891.10元增长到2003年的3910.70元，年平均增长7.8%。其中：药品费用年均增长6.4%、检查治疗费年均增长13.2%。2003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住院病人费用，药费比重占45%、检查治疗费占36%。与1999年相比，药品费用比重下降2.5个百分点，检查治疗费比重上升6.4个百分点。

　　对策措施：“四降一升”

　　怪不得现在的老百姓感叹说有病看不起了，为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现状，针对医疗费用上涨过快的突出问题，今年我国卫生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改革“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从源头上控制医药价格，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卫生部正在研究“四降一升”的政策措施，即降低药品价格、降低医院药品批零差率、降低大型设备检查治疗费、降低高值医用耗材费用、提高诊疗费。合理调整医疗机构补偿结构，降低群众不合理医药费用负担，使老百姓真正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专家把脉

　　症状：药械费用和检查费用难以承受

　　诊断：以药养医等现存体制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实施临床路径的压力

　　解放军304医院侯树勋指出，很多国家的医疗收费中技术服务、药品药械、医院管理各占1/3，而我国的技术服务比例过低，只有3％～5％，医院不得已只好依靠药械、检查收费维持自身发展。

　　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认为，不仅国家对医院投入不足，而且医院还常常要承担政策性亏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也认为，医疗费用的上涨从长远看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由医院提供证据，在目前医疗纠纷增加的背景下，医生在治疗的同时不得不想到要保留诊治证据，无形中增加了诊断项目，提高了诊疗费用。而目前要求实施的临床路径则与此类似，在最大限度降低临床诊治个体化误差的同时，诊疗费用也不可避免地要上涨。

　　处方一：加大投入，理顺体制

　　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几年前我国就有研究证实，在卫生领域每投入1元钱，就能带来6.4元的效益，而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范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卫生领域的投入产出比为1:6，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政府应该把保障人民健康提高到保障基本人权的高度，切实增加对卫生的投入。

　　郑州大学二附院杨利霞表示，应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提高医务人员福利待遇，切断医生收入与医疗收费之间的关系。

　　处方二：国有医院应承担社会责任

　　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认为，国有医院是国家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有效利用有限卫生资源的主要载体，是保障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工具。目前，国有医院的发展确实遇到很多困惑和困难，但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首先，要在切实解决百姓基本医疗保障、弱势群体看不起病、维护医疗秩序等方面做出努力。其次，应积极参与社区（包括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第三，承担为农村、山区、海岛、边穷不发达地区培养更多高素质卫生技术人员的任务。

　　处方三：建立平价医院

　　山东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提出，可以借鉴“平价药店”的做法建立“平价医院”，平抑医疗市场的虚高价格。湖南已有平价医院叫板医疗市场，上海一家民营医院与当地首家经济药房达成合作意向，医院关闭现有药房，病人从经济药房取药，虽然药品收入下降了30％，但门诊量翻了一番，医院总收入不降反升。平价医院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并降低检查费用，同时实行“医药分家”，切断医生和药商的利益链条。医院也可以直接从厂家采购药品，并签订长期协议，以最优惠的价格进药，逐步将药价中的水分挤出来。

　　看病难之二，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不均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医疗资源水平不高，人民群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对此，国家将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促进公益性卫生机构的改革与发展，以解决我国目前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另外，我国医疗资源的配置分布也不均衡，80%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20%在较富裕的农村，贫困农村及偏远山区基本没有医院，更别说先进的医疗资源了，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

　　对策措施：增加投入 转换机制

　　由于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疗配置既集中又先进，所以，不少病人长途跋涉，前往大城市大医院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也加大了经济负担，这就相应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今年，我国将重点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逐步改善农村医疗保障条件。由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出的“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正式启动，从今年起，我国将有万余名城市医师到600所县级医院开展医疗服务和技术培训，各地将于今年6月底之前向受援医院派驻人员。

　　国家还将通过区域卫生规划，合理布局，调整卫生资源配置，并增加投入。在大中城市里，应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设立卫生站或卫生室，使居民有小病到社区卫生服务站看，既省时又省钱，得了大病再到大医院看，也缓解了大医院病人多的压力。另外，建设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双向转诊制度，以满足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

　　专家把脉

　　症状：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社区医院门可罗雀

　　诊断：医疗需求的趋高性

　　殷大奎表示，医疗需求不像住房、吃穿这种一般消费可以量力而行，医疗需求的趋高性决定了一旦生病，穷人哪怕是借钱也要去大医院找好医生看病，而医疗技术的不可复制性决定了优良的医疗技术服务总是稀缺资源。事实上，即便在医学技术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医院也分三六九等，住院、手术、影像学检查都是需要预约排队的，甚至还要等待很长时间。

　　处方：合理配置技术资源

　　殷大奎提议，有限的医疗资源应充分利用，特别是人力资源尤应如此，这就涉及如何看待“飞行医生”的问题。应该承认“飞行医生”至少为患者和家属省去了来回奔波的路费和辛苦，同时也为当地带去了急需的技术。因此对于“飞行医生”宜疏不宜堵，重在规范。

　　中日友好医院李佩文表示，可以效仿当年“626”医疗队的形式，组织城市大医院已退休但仍愿意发挥余热的资深医生，前往缺医少药的农村基层送技术、送服务。坚持自愿为原则，主要目标是西部中小城市的基层医院，以诊治疑难病、开设学习班为主，申请国家拨出专项经费给予补贴。

　　看病难之三，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

　　目前，我国社会统筹类的医疗保险和商业性的医疗保险是居民医疗保险的最主要来源，另有少量居民享有民政救济性质的医疗救助。据调查，在我国城镇居民中，有44.8%的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虽然这个数字每年都有所下降，但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仍然处在很低水平，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而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高达79.1%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部分群体一旦生病，所有的医疗费用均需自己承担。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河南省开封市政协副主席蒋忠仆代表在他的议案中替农民算了一笔账：按人均3亩多地种植普通农作物，一个河南农民土地年收入在千元以上就不错了。如果没有其他副业收入，一年中他的衣食住行所有开销都出自这里。而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阑尾手术在大医院就需要花费一到两千元。

　　对策措施：医疗保险及合作医疗体制

　　针对农村医疗保障覆盖面很低的问题，我国政府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出台了一项宏伟计划，即用8年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参保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10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补10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参保农民生病住院，就可按比例报销部分医药费。

　　所以，当大病出院后的河南省济源市思礼乡南庄村农民贺中华领到500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款时，竟有些不知所措：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终于实现了——农民治病，国家补钱了。

　　而在商业性的医疗保险中，如果按照出资购买者来划分，可以分成“单位购买的”、“个人购买的”和“单位与个人共同购买的”三种类型。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三地居民相比较，在商业医疗保险的实际消费上，城市居民可以更多地依赖工作单位，而农村居民更多地只能靠自己。所以，我国政府在健全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方面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截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市、区）出台了医疗救助政策，1003个县开始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全国共筹集医疗救助资金11.8亿元，救助农村困难群众548.9万人。

　　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医疗保险覆盖率上，即便在城镇地区，不同群体所能享有的医疗保险情况同样差别巨大。总的趋势是：学历越高、职业越良好的群体享有医疗保险的程度也越高，学历越低或外来打工的人群，其医疗保险程度就越低。

　　针对那些外来打工人群就医难的问题，据悉，深圳就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了新的劳务工统筹医疗方案，提出让劳务工每月花10元左右就可享受“住院”及“门诊”医保，深圳数百万外来务工者将首次拥有为他们专门制定的医疗保险制度。

　　专家把脉

　　症状：医疗保险远未达到“广覆盖”

　　诊断：医保体系不适应现阶段城市医保需求 　 农村卫生网已经“网破线断”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祁吉认为，目前的医保系统既不能覆盖城市低收入群体，如民工及流动人口，又不适合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的需求。

　　浙江省华东医药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邦良指出，由于城市的个体劳动者没有医疗保障，经济陷入困境而无法缴纳职工社会医疗保险费的企业劳保医疗制度名存实亡；大量贫困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打工，他们往往无力支付疾病、工伤所需的救治费用而放弃治疗，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屡见不鲜。

　　从当年上山下乡时的赤脚医生到今天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副院长、骨科主任，卫小春亲历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变迁历程。卫小春说，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村医疗合作制为新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美誉，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还很落后，但是保障了农民不出村就能完成简单的打针、吃药等需求。近年来，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由于地方财政不再拨付经费，致使这一医疗体系在很多地方早已消亡，甚至包括乡镇一级的卫生院不少也由于医疗器械装备条件太差，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员，陷入了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瘫痪境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不需要合作医疗”，卫小春说，“恰恰相反，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农村医疗保障。”作为骨科主任，卫小春见证了太多的来自农村骨肿瘤患者及其他们的家属，为了治病，有的家庭被迫卖牛、卖房子、卖家具，甚至有去借高利贷的。一些人实在住不起医院了，只好一走了之，付不起医疗费，也无力再继续治疗。

　　处方一：医保体制应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祁吉指出，可以考虑将现行医保体制分解为“初级保险”与“标准保险”系统。其中，“初级保险”系统投保的费用较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较基本的医疗保障，对于民工及流动人口还可实行更灵活的保险措施。由于这部分医疗业务工作通常不需要高级的技术与设备，因此多数可在中、基层医院完成，也可以部分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而“标准保险”则可以保持目前实施的投保费用与保险范围。另外，无论哪种保险业务，都应该改变目前很多医疗项目需事先审批的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极不方便投保人的就医、延误医疗措施，而且也会造成患者的隐性开支大幅度增加。祁吉还特别提出，应允许医院对非医保医疗业务放开服务项目，使经济条件好的患者可以在医保体制外选择更多形式的医疗保障，同时也给商业保险公司更积极地进入这部分业务领域拓展了空间，使医保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样医院也可以从中获得发展，并将新的技术、成果甚至是部分收益，回馈给“初级保险”人群。

　　处方二：加快建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

　　李邦良建议尽快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综合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尽快设立社会医疗救助基金，由政府专项拨款，卫生部门负责监督使用，基金同时吸纳部分社会福利彩票发行收入和社会慈善机构、团体及个人的捐款，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建立社会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制度，对城镇下岗职工、城乡低保人群和特困残疾人群中的重大危急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救助对象在政府指定的医院治疗时，享受免费基本医疗服务。建立慈善医院和社会慈善救助机构。由政府发动，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共同筹资，建立慈善医院，或在现有医院建立慈善窗口，让社会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

　　处方三：亟盼新型合作医疗体制落户农村

　　卫小春说，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健康。现在国家经济正在高速度向前发展，但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却上升太慢，与之极不相称。因此，需要国家财政给予极大的倾斜和支持。当前应该尽快做到的是：

　　第一，尽快在试点基础上，实行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体制，国家拿大头，地方、个人拿小头，确保最贫困农民看病吃药等基本医疗条件能得到满足。

　　第二，适当引入商业医疗保险体系，确保农民能够实现大病医疗保障。

　　第三，国家应加大医疗技术条件好的城市医疗机构对农村乡镇卫生院的技术支持力度，使农民就近就便得到较好的医疗。

　　卫小春说，建立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体制是一项繁杂的浩大工程，但这是一项民心工程，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最有力的体现，只有为9亿广大农民系上医疗保障这道安全绳，我们在小康建设道路上才可以飞奔向前。　　

　　看病难的时代有望结束

　　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明确了今年卫生工作五大重点是：一、继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面完成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基本完成医疗救治体系建设；二、进一步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工作，加强重大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基础研究，落实重大的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措施；三、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逐步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稳步扩大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四、稳步开展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五、从源头上控制医药价格，坚决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

　　另外，在刚刚结束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今年要全面建成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基本完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队伍建设。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探索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重大传染病及地方病、职业病的防治工作。认真落实各项预防、救治、关爱措施，坚决遏制艾滋病蔓延。开展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购销秩序。

　　这些都表明，政府有决心、有能力从根源上治理当前日益突出的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政府解决老百姓看病难将指日可待。《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