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采萍

　　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发现目前农村仍存在严重的辍学现象：17所抽样对象，辍学率最高的为74.37%，平均辍学率约为43%，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中国青年报6月27日)。课题组将城市与农村义务教育进行对比，得出更加令人忧虑的结论：“教育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相信许多读者看完新闻，也不免生出和笔者一样的沮丧与愤怒。“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如今义务教育尴尬、危险如此，再不掀起问责风暴，继续以“有差距”“有问题”搪塞下去，“中华之崛起”将注定成为泡影。

　　现在讨论教化之责，板子几乎能够打到所有人身上，家长有责，教师有责，学校有责，舆论有责，当然，政府存在这样那样问题也是“普遍现象”……但是，有人为此被罚吗？有人为此丢了“前程”吗？有人为辍学率像GDP、招商指标、计生成绩一样具有“一票否决”的威力而战战兢兢、兢兢业业吗？

　　没有。于是被耽误的孩子，被遗害的国家与文化，不知向谁要个说法去。

　　“师道尊严”。教育，因其社会功能的特殊性与基础性，要求其地位的尊崇与坚定———无论富足与贫弱，教育的目标一旦被其他目标所干扰扭曲，则教育结果的变质也在所难免。在一个老师不告状讨不来工资、学校不卖文凭买不起教具的情境下，师道是没有尊严的；而没有尊严的教育，成就不了自由、民主、自强不息的公民与社会。

　　军阀韩复矩在任“山东省主席”时，曾召开预算审查委员会，有人提议削减教育经费，全体赞成，只有教育厅长何思源坚决反对。何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韩无法，只得表示决不减少教育经费，而且以后每年还得增加。

　　韩复矩所感受到的压力，在今天一些政府官员内心天平上的消解，是教育由“重”转“轻”、由“硬”变“软”的根本原因。以当下的规则，教育如果也能“核算”也能“形象”起来，辍学率如果和大坝水位一样需要“死守”，相信各级政府和官员在这一领域的作为会更尽力、更慎重。

　　因此，尽管教育的问题实在是积久而繁杂，但笔者以为我们仍有一个突破口：确立教育在政府责任中的地位，并为明确和保证这一责任而设立问责制度。

　　这样的问责制度首先应当包括两个层次：

　　其一，责任明确、公开。《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之所以引起社会如此警醒，是因为这虽然只是一次抽样调查，但数字明确，容不得含糊、诡辩。因此教育问责，需得首先向本省、本市、本县、本乡老百姓公开教育特别是对社会公平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教育的现状．如果公众对政府在教育事业上的投入、支出、政策和效果都不甚了了，是谈不上问责的。

　　其二，责任落实到部门、到人。现在大谈教育重要性和问题的部门不少，但真正因教育问题而“承担责任”的却鲜有耳闻。以义务教育领域为例，国家虽通过法律对经费、师资、完成率、合格率、毕业率都提出具体要求，但谁为这些要求负责，完不成要求又如何，却语焉不详或者执行不力。责任落不到人头上，就成为人人可有借口推卸的橡皮指标。

　　实际上，各级政府对教育责任的忽视———特别严重地表现为投入不足和投入不公———已经不是新话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就在不断地追问和探讨。令人困惑的是，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甚至局部地区在基础教育等方面还有严重滑坡。因此，如果不能在所负责任上做一番痛彻的反省和追究，拿不出“一票否决”的决心，我国教育与经济等其他社会领域在发展上的不平衡，就难以得到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