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木刻代表作《八路军收复华北》

　　抗战史上的今天　6月28日

　　●1935年丰台事件发生，日军非法进驻北平丰台，不断挑起事端，打压当地的国民党驻军。

　　●1937年为将各方侵华计划纳入日本关东军统一计划，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总裁等在大连举行会议。日军侵华形势日趋严重。

　　●1938年新四军在镇江竹子岗伏击日军成功。

　　人物档案

　　汪占非

　　1911年　生于江西贵溪

　　1929年　进入杭州艺专，后转入北平美术学校，加入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

　　1938年　赴延安进入“抗大”，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大总校政治部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鲁艺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在西安群众日报社、西北人民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工作，历任画刊主编、美术系主任、油画系主任等职

　　家乡是江西贵溪，那里的冬笋、香菇、鳜鱼，还有那如画的山川，都令95岁高龄现居西安的汪占非老人难忘。

　　来陕已近70载，这位老画家还是一口地道的江西口音。

　　如果不是因为日寇的侵略，或许汪占非这时会在江南的某个小镇，会在午后的乌衣巷里邀友品茗，会在清清的西子湖畔闲庭漫步；如果不是因为日寇的残暴，或许老人的记忆中不会有那么多的辗转流离、不会有那么多的民不聊生……

　　然而，终究是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抗日未必一定要拿枪”，画笔与刻刀便是他最佳的武器。汪占非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作出一幅幅画卷，激励着抗日战士的士气！

　　最终，异乡成为故乡，心有难忘却无不甘。这个西北的城市虽不及江南那般眉清目秀，但经历过战火的磨砺，在这样的和平年代，老人一定会觉得，祖国河山，处处是江南。

　　让一个95岁的老人再去翻捡早已被岁月尘封的陈年旧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汪占非从医院回到家里后的第3天上午，看着约定的时间已到，记者摁响了他家的门铃。

　　在西安美院大院里，汪占非的清寒出乎记者想象，简陋的居所，陈旧的家具，清淡的装饰，朴素的衣着。谈话就在老人浓重的江西口音、断续的喘息停顿、妻子张勇的插话、资料图片的翻动中进行着，笔直地坐在沙发上的汪占非，短发萧疏，眼睛明亮，黑色薄呢上衣，土黄色的军用绒裤……

　　“我是，一九……”，这个微微噘起的口形持续了约十秒钟后，汪占非用重音肯定地说道：“一九三八年”，那年，他到达延安，然后由延安到晋察冀，再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笔为枪，转战频频。“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感觉到它将要灭亡，所以变得更加疯狂，执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工农子弟兵，勇敢智慧地跟他们斗争，根据地不断扩大。那时，日本兵不断奔袭我们。奔袭，你知道吧？对，就是长途奔袭，来势汹汹啊……”

　　来陕已近70载，汪占非还是一口地道的江西口音，家乡的冬笋、香菇、鳜鱼，家乡那如画的山川，都令他难忘。

　　烈士暮年，壮心犹存。战争岁月使汪占非的性格内向而坚毅，深沉而达观，如他所言，他一次次“涌进了时代的风涛中”。而讲述往事时，汪占非老人最吸引人的，是那双眼睛，晶亮而清澈，如果以年龄来界定“风烛残年”，那双眼睛，岂是风中之烛，简直就是风中的火炬。

　　汪占非曾是一个在美术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木刻作品《纪念柔石等》被鲁迅先生推崇并收藏，解放后，他是首位独立在西安钟楼四面完成了毛泽东等领袖巨幅画像的画家，他是国画大师李可染所尊重的同学、挚友，他在炮火中从事抗日美术宣传工作，创作了大量的宣传画和美术作品。张勇介绍着丈夫：“1958年以后他就不画了，完全放下了自己的专业，曾经的都是过眼云烟，如今身体健康最重要……”

　　别人谈话时，汪占非就那么笔直地坐着，不苟言笑，站起来也不要任何人搀扶，从容而挺拔。一切，要从西湖讲起。

　　愤慨至极　木刻纪念五烈士

　　杭州，是汪占非一生革命艺术道路开始的地方。

　　汪占非的书房墙上，贴着多幅长城黑白照片，西风落照之下，残垣断壁，蜿蜒曲折于崇山峻岭之间，分外苍凉雄浑。还有一排西湖的小彩照，张勇说：“唉，他一天就最爱他的西湖了。”当年上杭州艺专时，汪占非与后来成为国画巨匠的李可染等人在西湖边一起研习，就在西湖边，汪占非加入了“一八艺社”和“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度过了难忘的三年，后来被学校以“参加新兴艺术运动”的“罪名”开除学籍，“向那如画的湖山道了一声再见”后，汪占非去了北平。

　　西湖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乡，距汪占非的故乡江西贵溪亦不过数百里之遥，那西泠桥、岳飞墓，那悠远的苏堤、白堤、孤山，那放鹤亭下、朵朵夏荷。当时游人寥寥，他们的住处很清静，那望不尽的夏荷，送来满目清凉，而平稳的波光之上，时时倒映着一线浅山，每日相看两不厌，真是做学问的一块天然宝地。后来，由于时局艰危，汪占非根本无心赏那些湖光山色了。

　　就在西湖边，动荡的上世纪30年代，汪占非放弃了理科，选择艺术，不仅以它来糊口，而更多是作为争取自由的武器，后来他感到这件武器的无比重要。

　　外侮频仍，人民涂炭。1931年2月，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这5位革命作家牺牲后，白色恐怖的高压气氛四处弥漫。汪占非从上海刊物上得知此讯后，愤慨至极的他，两三天内便制出木刻《纪念柔石等》（亦称《五死者》、《左联五烈士》等），震动一时。在当时那种恐怖气氛弥漫的情况下，鲁迅先生收藏并十分钟爱此幅木刻作品。

　　“从杭州开启他艺术旅程，他还要写回忆录呢！把以前的事情都写下来，天天整理资料，劲儿大着哪！”望着在那里悠闲地忙碌着的老伴儿，比汪占非小20岁的张勇眼神里充满怜爱，像看着一个大孩子。

　　“去，整理你的资料去！”

　　汪占非就左一步右一步，去了阳台，什么样的资料呢？记者拾起一看，有报纸上的《老瓦逛北京》，乒坛老将瓦尔德内尔骑单车逛北京，文章介绍他是180厘米的身材和75公斤的体重，汪占非在旁用红笔画了个圈，郑重批注“博大”，还有李可染当年发给汪占非请求接待来西安的他儿子李庚的电报，有“清晨不宜空腹饮茶”的健康小常识等等。

　　迎着窗外的阳光，汪占非戴起眼镜，非常认真……

　　京华见闻　坚定抗日决心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932年，汪占非赶赴北平，起初只是为了画一画那里的北海，“要用最灿烂的颜色画一幅金碧辉煌的琼岛仙境”。

　　但不久，北平城内气氛陡变，强敌压境，到处水深火热，日寇节节进逼，阴霾的灰色寒空上，日寇的轰炸机，低沉地吼叫着在空中飞来飞去，架着重机枪、满载日军的大卡车招摇过市，汪占非感到悲愤痛心。滴水成冰的日子里，经常有抗日救亡的游行队伍蜿蜒于长达几华里的路面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出卖华北”等口号响彻云霄，走在长长的队伍中间，汪占非脚下是起的一抔抔尘土，头上是升腾的一缕缕汗气。

　　汪占非至今难忘的是，黄昏时分或风雪之夜，他与同学一起穿梭于北京的小胡同里，写粉笔标语，贴反帝反南京政府的小幅图画。同样令他难忘的是，当奔波于京城的茫茫人海中时，1936年的平津两地，仅11月份，就先后有21个人力车夫因冻饿而死在马路上，而饥饿的平民与野狗争食的场景，更是比比皆是，汪占非心里非常难受，所历所见，感慨良多。而日本侵略者居住的王府门外，中国青年被杀死后，尸体被巡警迅速搬走，汪占非遇之而百感交集。而一些偏僻的马路两旁，灰黑色的大车道中，满脸黑汗的运煤车夫，精疲力竭地俯身于深陷的车身下，扛起重载的车轮前进，那比车夫更疲困的骡马，伤疮累累，它身上贴的膏药，和车辆上贴的捐税证，令人触目惊心……

　　如何用手中的画笔与刻刀，“真实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枷锁和血迹，来沸腾伟大祖国四万万同胞们的热血，掀起亿万被压迫者反抗的怒潮”，成了汪占非念念不忘的梦想。因为受过科班教育，汪占非在北京西城祖家街美专担任了三年素描教师。

　　时局江河日下。劳苦大众啼饥号寒，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1936年冬，汪占非在天津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西北有一所“红军大学”，第二天晚上，他就赶到石驸马大街北师大文学院，找了一位同在西湖边学过画的老同学于玉海，两人彻夜长谈，窗外，西单牌楼那面，经常听到千军万马似的呼号。汪占非欲抛弃教职而“上西北拿枪杆去！”于玉海给他建议，去西北要经过层层关卡，稍有闪失会有牢狱之灾，况且抗日未必一定要拿枪。一席话，使汪占非暂时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1937年暑假，时局动荡，趁着学校暑假无课，汪占非去了在北平西郊三十多里外的西山，在那里租了两间农家小屋，开展工作。卢沟桥炮火燃起后，7月28日，汪占非所住小屋的窗纸，被炮声震破了……

　　沉重急迫的马达声，一直响到天明。

　　次日清晨，遥望蔚蓝深远的天空，汪占非发现了许多日寇的重型轰炸机，正朝西山这边飞来，北平、西山之间的小镇青龙桥，一阵一阵冒着巨簇黑烟，回城已断无可能，于是迅速离开西山，在当地一位农民的带领下，翻香山，过永定河铁桥，第二天到达平汉路的琉璃河车站，从此告别北平……

　　提起坐火车，汪占非竟还有些不好意思，说当时正值时局艰危，他们囊中羞涩，而平汉铁路遇到的几位“车务长”都说：“不买票乘车，就是不爱国……”无奈，他们只得屡上屡下于平汉铁路的列车，快要查票时赶紧下车。

　　1938年深秋，汪占非经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编队，经长途行军到达延安，编入抗大四大队五队学习。

　　辗转秦晋　难忘火热岁月

　　广袤苍凉的黄土高原，深秋时节，万木霜天红烂漫。

　　1938年秋，汪占非到达延安，年底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学习是难忘的，后来，汪占非又从陕甘宁边区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又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的战火硝烟里，一步步成熟起来。

　　为庆祝到“抗大”后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11月7日），四大队队部准备庆祝活动，抽调各连队的美术人才，汪占非等人被调到大队部。初试身手，汪占非画了一幅斯大林高举右臂的彩色大半身像。清苦的日子里，他们高唱《国际歌》、《五月的鲜花》与《长城谣》，打扫窑洞，洗衣缝补。傍晚时分，波光闪闪的延河边，汪占非与同志们散步、闲谈。“延安城不大，经常会看见毛主席……那是很平常的事情！”汪占非不无得意之情。

　　1939年初春，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日寇飞机轰炸过一次，1939年，去参加庆祝抗大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在延安画了整整一个月，颇受好评。

　　1941年，雄伟的太行山，敞开在一派明丽的秋光里。

　　一天，鲁艺副校长通知汪占非，129师要开第一届全师运动大会，派汪占非去画一个“六吨”大像，汪占非当时惊讶之余，百思不得其解，一吨就是1000公斤，六吨该有多大呢？但汪占非只能迎难而上。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六吨”大像是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站在一起的全身立像，画布确实也大，长两丈多，高一丈五左右，广场甚是辽阔。汪占非却从未画过那么大的画布，画面前搭着脚手架，放着高低两层木板，顶上搭有大油布，以防下雨。整个画幅，隐藏在那个村镇中一大簇浓密的高大树冠下，光线比室内充足，便于争取多一点时间赶工。

　　汪占非至今还记得，画到后来，刘伯承、邓小平也有两次在晚饭后，来到画幅下边来看了，他俩带有浓浓而有韵味的四川口音，周围干部战士兴奋的谈话，但是汪占非硬没有转过身向两人问候致意。一是抓紧时间赶工，二是高空作业，不小心会翻下来，汪占非说自己讷于言辞，即使转过来，又该对两位师首长说些什么呀？

　　除了领袖像及首长照外，他还画了大量的英雄模范人物头像，激励将士们的士气。1942年末，“扫荡”与“反扫荡”再次大规模展开之时，晋东南鲁艺转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汪占非率领美术系学员，背着《世界美术全集》和《罗丹雕塑专集》，通过封锁线去晋西北。

　　就在这次转移途中，前后走了3个多月，支队有20多条枪，每人带两颗手榴弹，汪占非他们是非战斗部队，任务是保护自己到达晋西北，开展艺术教育工作。就在这一次，差点儿与日本鬼子狭路相逢。他们在上面行军，鬼子在下面走，膏药旗在阳光下泛着惨淡的光。发觉敌情后，他们想过，实在不行就投弹杀敌，近身肉搏，然后同归于尽。但最终没有被日本兵发现。

　　有时敌情出现，当晚从村内转移到村外山峁上田地里，隐蔽休息，那里有散开的一堆堆谷草垛，能够抵御一些寒气。山下沉睡的小村庄，覆盖着白雪。那晚，太行山顶，星斗满天。

　　汪占非当时的理想是“用画笔作刺刀，艰苦而活跃地战斗”，这个理想，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心里。

　　深夜远征　穿越日军封锁线

　　有一次经历，汪占非至今历历在目。

　　1939年盛夏，抗大总校要奉命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的晋东南去，去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三大队四队改军事建制番号为“远征军”三团六连，汪占非所在的班，就在浩浩荡荡的两万多远征军的先头，担任警戒与掩护任务。

　　当时，汪占非是一个政治班长和党小组长，东渡黄河后，在我军控制的地区走了整整6天后，停驻待命。忽然下起雨了，驻地困难，几个班就住在村中戏台上，汪占非和另外一个班长，横排睡在戏台的前沿，雨点大颗大颗滴到脸上，困倦的他俩毫无察觉，沉沉睡去。后来因为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校部又决定回程渡黄河，改道去晋察冀边区，全军序列不变，掉头向后转，汪占非所在的团又改为殿后，担任后卫团。在永和关渡过黄河，向北行进，走了几天，第三次渡黄河，到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休息两天后，继续往东行军七百里，眼前就是敌人控制的同蒲铁路———封锁线了。前进到离该铁路70余里的居高临下的一带荒凉贫苦的村庄住下。晚上7点多出发，急行军下山走了70里山路，已是夜半零点以后了。昏暗中，铁路线放着幽暗的光，在铁轨的东边稍北，护送远征军过路的战斗部队———八路军警备旅，约两个排的战士，趴在工事上，聚精会神地警戒着，步枪上了闪光的刺刀，在浓浓的夜色中显得分外雪亮，枪口对着铁路北边太原方向，气氛异常严峻，有几个同学情绪激动，上前拍了警备旅战士的肩膀，互相低声问好。

　　“心里肯定紧张嘛！”汪占非现在提起还如同昨日。

　　迷茫的深夜，大家汗流浃背，往前悄悄冲去，约摸5小时的上山急行军，到了比较安全的地带后，已是黎明时分，大家沉沉睡去，那天夜里，走了140多里山路。因为怕天亮后日寇飞机再来侦察，又经过2小时的行军，终于到达晋察冀边区，那达时，当地正在庆祝歼灭了一大股日军，几万人的军民祝捷大会，同时也成了汪占非他们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欢迎会，万头攒动，欢声震天。

　　在汪占非的眼里，陈庄风景很美，沙地平原上白杨成林，清澈的小河随意流淌……

　　1940年秋，美术组住在山西黎城一个高坡上的小古庙里，风吹古柏，清香四溢，那时，每天工作完毕后，在河湾洗完衣服，舒服地游一会儿泳后，吸着自己卷的纸烟，他与朝鲜战友张振光，精干的两人美术小组。

　　在太行山，在辽阔而又幽深莫测的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无数次的“扫荡”与八路军的“反扫荡”，日寇常常以失败告终。

　　连续作画　眼睛被熏患病

　　国画大师李可染写过一篇短文，提到了汪占非当年在北京住处贴着一个座右铭是“必须舍弃”。的确，一个人要在某方面取得成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舍弃一些东西。汪占非，一生舍弃了许多次机遇，干任何工作都尽职尽责。他的声音似乎是从“深喉”里发出来的，带有肺部的气息，使劲说出每句话，当记者问起他身体状况时，汪占非的声音提高了：“身体很好，什么病都没有！”似乎用眼睛的亮光验证着自己的说法，“嘿，最会吹牛了。”妻子张勇在一旁笑着“揭露”老头子。

　　由于当初在边区连续画巨幅画像，举着煤油灯，站在架子上画，后来眼睛被熏得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是否去做手术，家人各执一词，张勇坚决主张做手术。事实证明，她做对了。虽然两人年龄差20岁，但就是凭着这种“勇敢的爱”，使汪占非一次次获益。

　　“你猜我今年有多少岁？”汪占非问道。记者“猜”道：“有75没有？”“95啦！”老人伸出手掌来回翻动着，脸上春风般拂过一阵笑容，夫人张勇则因为记者的“明知故错”而在一旁大笑。汪占非认真翻阅着那些资料，张勇抽着烟在空荡的厨房里走来走去，拖鞋后跟有力地敲击地面。

　　记者看到墙上贴的一张“家规”，“日常生活绝对地必须严肃、严格！”早晨：吃药、扫地、洗脸、走30分钟（重要），吃早点（丰富，有滋味），中午则“一定要参加做饭劳动”，晚间“一定要参加做晚饭（前一天买好菜）（隆重去做）”，这几条铁规“一条做不到，罚5元，骗人罚10元”。

　　那如果做到呢？张勇抬头大方地吐了一口烟：“连续做到三天，奖他10块钱！”

　　真好。祝福他们。本报记者　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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