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许多北平孩子才明白沦陷期受了8年奴化教育
人物档案
姓名：翟鸿起
年龄：74岁
身份：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退休语文教师
住址：抗战时期住在西城红井胡同
抗战时期经历：战争爆发时翟鸿起5岁半，随后，翟鸿起转学4次，受了8年日本奴化教育。这期间，翟鸿起也曾跟着有进步意识的同学罢上过日语课。
新闻背景
日军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
抗战开始后，日军对沦陷区的文教事业进行了疯狂破坏，全国中等学校学生因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受日寇破坏的小学、幼儿园达129700多所、占全国总数的44％；受破坏的图书馆2118所、古物保存所54所、博物馆42所，财产损失达18000多万。
1943年日伪确立了战时教育的方针，强调在战时条件下，教育应与国家形成一体，教育要切实为战争服务。
记忆关键词
大红太阳
北平沦陷期间，小学课本里充斥“大红太阳”。翟鸿起后来才知道，课本里红太阳代表自称“日不落帝国”的日本。
防空壕
翟鸿起说，有时候在放学路上，突然会想起“昂———”的防空警报，马路上所有人立刻都往防空壕跑，有穿旗袍的歌女迈不开脚步，只得提起旗袍下摆撒开腿往防空壕里钻。
穿和服的李逵
小时侯的翟鸿起喜欢看电影。他就看过一个日本片子《水浒传》，奇怪的是，电影里的李逵拿着板斧，穿的居然是日本和服，讲的全是日文，连唱带说。———据翟鸿起口述
鬼子进城
鬼子进北平没有发生巷战，但家里大人都表情紧张
1937年3月份，翟鸿起才5岁半，一家九口，住在西城长安街六部口前红井胡同。
日本人来得很突然。
一天，放暑假在家的翟鸿起，无意中听到了父亲悄悄地和母亲、16岁的大哥说，“日本打到卢沟桥了，北平紧了，日本鬼子打到北京城了。”
从那时候起，翟鸿起开始发现母亲惶惶不可终日，做饭也没心思。“那时候普通老百姓不关心国家怎么啦，只关心日本鬼子打来了家里怎么办？”看着母亲忙着收拾东西，随时准备逃难，翟鸿起才开始感觉到家里的紧张气氛。
1937年6月底7月初，翟鸿起在西单的家中听到从虎坊桥往西到广安门那一片传来朦朦胧胧的闷响，“他们都说是炮声。”
七七卢沟桥事变那天，学校不上学了，老百姓都躲在了家中，翟鸿起都不知道那天他是怎么过的，一直在家里呆着。
68年后，已经74岁的翟鸿起回忆说，国民党当时没有通知老百姓发生了什么，但大家都知道，感觉到大难当头了，“紧张呀，你可不知道，看大人的神色。”
整整20天，翟鸿起一直在家呆着，门外没有枪声，没有部队的脚步声。
日本鬼子进北平没有发生巷战，国民党要员大多跑了。
那个暑假，在翟鸿起印象中没有突发事件，在西单那块地方没有感觉到战乱，完全依旧。但他还是发现了一些奇怪改变，如钱变成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票子，实际是伪币。
日本邻居
穿着丁字裤的日本男人叉着腰站在胡同口，吓得孩子直躲
七七事变后，翟鸿起发现家门对面突然住进了一家日本人。
“那家的日本老太太是个麻子，横极了。”翟鸿起回忆起来还直皱眉头，日本人门口要搁着洋车，车夫把车里的垫子拿在她门口掸土，她就拿脚踹人家的车，要不就拿棍子打车夫。谈起往事，翟鸿起激动地站起身来，提起一条腿就踹，模仿当年日本老太太的动作。
至于那家的日本男人，年幼的翟鸿起最受不了的就是他身上的丁字裤。“那男的这儿系一根带儿，这儿兜一块布，就在大街站着，在胡同口他就这么叉着腰站着。”翟鸿起在腰间用手比划着丁字裤的样子，“我都不敢看。就这么一块布，比相扑穿着的都窄”，日本男人留一撮小胡，拿一根烟斗，往门口这么一站，把幼年时的翟鸿起吓得直回避。
这家日本人还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背个方书包，冬天穿一小裙子，高袜子，“颠颠颠”地上学，运动鞋上有条白带，上面写着他的日本名字。
在当时才6岁的翟鸿起眼里，深刻地记着当时他不理解的事，大冬天的一天，他去上学，发现那个日本小男孩站到了他们家门口，一个日本老头拿着一桶凉水，刷地就泼在了小孩身上，小孩纹丝不动，就这样站在，“呜呜”地直哆嗦。
还有一次，一个醉酒的日本兵闯入了他家院子，“哎呀，当时我的心咚咚跳啊”，说这句话时，翟鸿起将双手缩到了胸前，好像又回到了当时躲在胡同里偷看的情形。
奴化教育
每天路过日本哨兵亭都要鞠躬，上学路上心惊胆战
1937年的暑假过完，翟鸿起在南长街的树民小学上课了。他突然发现，新学期的课本和校长全换了。
“第一课的内容是，天亮了，一个大太阳。第二课的内容是，弟弟妹妹快起来，还是有太阳，两小孩背着书包。”
老师在台上念，学生们跟着念。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教材里的太阳代表自称为“日不落帝国”的日本。
初一翟鸿起就读于四存中学，在每天的上学路上，他得经过一个驻扎着日本兵的单位，“好像是一个日本军部，门口每边有两个日本哨兵。”大人们告诉翟鸿起，“鞠个躬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吃眼前亏。”每天上学，翟鸿起都要心惊胆战地向看到那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哨兵。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没鞠躬还是冒犯他们了，有大人和小孩在那挨过打。”小时候的翟鸿起见到日本人时，从来都是能躲则躲，远远地跑开。
初二的时候，他就转到了顺成街（现前门西大街）的北方中学，“转学跟这个哨岗有一定关系，害怕啊。”
翟鸿起说，现在那个日本兵驻扎的地方已改成了居民楼。
读书时，翟鸿起没有和日本学生打过交道，“日本人绝对不会和中国人一起读书，因为他们把中国视为劣等民族。”
1944年，翟鸿起在北方中学读书时，已经开始有日文课了。几十年后，74岁的翟鸿起仍清晰记得，初二时，有一次没背出日文课文来，还挨了老师的戒尺板子。
在抗战第8个年头时，家境已每况愈下了，父亲的水獭衣帽都卖了，六部口14号的房子也给卖了，他只好转读学费相对便宜的山东中学。
在山东中学，有一次上日文课，班长带着学生罢课，他们都跑到校门外的城墙上玩去了，但有几个胆小的躲在草场不敢去。“我算是‘乌合之众’，呜呜就去玩了。”翟鸿起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有些激动，挥着手像回到了当年，在城墙上玩得兴高采烈。
事后学校的训育主任查出来了，班长就被开除了，“后来我才知道班长的亲戚是地下党。”
胜利之后
胜利后，早已当兵的哥哥才开始穿上军装回家
1945年抗日胜利后，新学期开始了，语文课张老师一上讲台就说：“同学们，你们从小学一年级到今年为止，已经受了8年的奴化教育。”一听这话，当时课堂里的四五十个同学开始交头接耳，“哎呀，心里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时候，同学们才明白，自己学了8年的日语，原来受的是奴化教育，心里难受得不行，当时好多同学都哭起来了。
在抗战胜利前夕，翟鸿起才知道哥哥当时入了华北绥靖总署的伪军，入伍以前是在清河读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他的生活我们一概不知道，因为他回家也不说，也不穿军装。”抗日胜利以后，哥哥所在的部队改为国民党34集团军，那时候哥哥才穿上军装回家了。
翟鸿起说，这一年，还有一个变化，住在六部口的日本邻居，搬家了。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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