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
阿星一直都是老闭的骄傲。老闭在厂里工作了13年，现在每个月可以赚到一千二三百元，老婆也能赚个七八百元，除掉210元的房租，每个月的开销在500块左右。
在阿星没出事的时候，老闭最大的梦想就是阿星和弟弟都结了婚，自己抱上了孙子，然后就回老家“享清福”了，毕竟自己的父母年纪也大了。
两年前，老闭在家里盖了一栋两层楼，就准备给阿星和他弟弟以后结婚用。“这是村里数一数二的二层楼啊，村里人都很羡慕的。”阿星的妈妈只是在说到这里时，眼睛里才流露出一丝笑意。
然而这一点希望现在都已幻灭。“现在头很乱，每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上班时候同事打招呼几次我都听不到。”老闭有点心灰意冷。
阿星这次去汕头，实际上是老闭的一番苦心。“他在这边我不放心，想让他离开这个环境远一点。”
出事前几天，阿冰还给阿星打过电话。阿冰告诉记者，阿星对在汕头的这份工作还是充满希望的，电话里阿星告诉姐姐一切都好，过了春节可能会成为小师傅，赚得会更多，现在就是上班蛮累的，就是想多睡一会。
记者在公明采访了十几个天等县的打工仔，他们其实和阿星都有着大同小异的经历。
小陈小学5年级辍学，至今还欠着老师当年垫付的学费。1995年到公明打工至今，已成家生子。小陈的老婆和3个妹妹也全部都在珠三角打工。
小陈每天的时间表是这样的，6时起床，早饭后7时10分到厂边列队，7时半进厂工作，中午没有午休，午饭在食堂吃，当天的午餐内容是两块烧鸭、一碗饭、一份豆腐渣，价值2元5角，下午工作到19时30分，回到家煮饭冲凉，21时30分睡觉。除每个月一天的休息时间外，小陈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持续了10年。
公明的外来工比例巨大，像老闭居住的茨田埔村，大部分的民房都被外来工租住。茨田埔社区居委会麦姓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本地居民只有1000人，而外来工则是本地人口的20倍——2万人，其中有1万人来自广西。
公明一家大厂的负责人则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不招天等人进厂做工了。”
今年1月，宝安公安分局一位领导亲率干警奔赴广西天等县，希望了解砍手党的犯罪成因。
公明派出所刑侦队长冯队长当时去了天等，他告诉记者，上映乡没有一家餐馆，没有一处旅店，好多地方甚至都用不上电。穷，是天等留给警员们的第一印象。
上映乡派出所一共只有5个人，“那边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民风淳朴。”冯队长说，据当地警方提供的情况，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谁回去带的钱多，谁才有面子，说明谁混得好。“他们作案的时候都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公明的一位公务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社会大环境应该是对天等人影响最大的，比如说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这都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协调。
另一位警员的观点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他说，谁都不愿意走这条路，但现在很多地方连基本的9年义务教育都还实现不了，被他们抓获的好多犯罪嫌疑人连自己和父母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何以谋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责任该推给社会，阿星的同村老乡赵阿荣就说：“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我们温江村在外面的很多人，大多数还不都是在老老实实做工？”
夹缝中的阿星
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
——本报7月11日报道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摘自本报今年1月20日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
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摘自本报今年1月20日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中的记者手记《“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阿星的家乡，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的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因为贫困，大部分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阿星的父母和姐姐还有三个姑姑都住在深圳公明茨田埔村一户破旧的出租屋里，墙上的奖状是姑姑的女儿得的。
□采写：本报记者 姜英爽 高爽 摄影：本报记者 徐文阁 陈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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