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　朱邦芬院士　口述

　　□本报记者　徐彬　整理

　　7月6日下午，我从福州匆忙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接到不好的消息，说黄昆先生不行了，测不到血压了。等我拼命赶到协和医院的时候，还是慢了一步，先生在十几分钟前已经去世了。他死于肺部感染，享年86岁。

　　当天夜里，我把这个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杨振宁先生。在黄昆住院的时候，杨振宁就要我随时把病情告诉他的秘书。第二天，杨振宁回信，他想给黄昆的夫人李爱扶送一束花表示慰问，问我是否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他说7月8号就从香港赶回来。

　　我1981年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一直到2000年离开，中间差不多有15年是与黄昆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几乎天天见面。可以说，我有幸是这个世界上受黄先生的教导最多的一个学生。

　　黄昆评价自己的研究有两个高峰，其中作出最主要学术贡献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英国留学的6年中完成的。

　　1945年10月，黄昆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莫特（N.F.Mott）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几个月后，初出茅庐的黄昆就完成了题为《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论文，大胆提出了关于杂质和缺陷X光的散射理论模型。20年后，德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证实了黄昆的理论预言，国际学术界随即称之为X光“黄散射”。

　　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黄昆受到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M.Born）的赏识，被邀合著《晶格动力学》一书。这本专著至今仍是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从1975年至2001年3月，该书的英文版被引用5254次，俄文版被引用376次，平均每年200多次。

　　除了撰写《晶格动力学》，这段时间黄昆还连续完成了两项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一项是提出著名的“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概念，另一项是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里斯（A.Rhys，中文名李爱扶）共同提出的“黄－里斯理论”。他与妻子在1950年合写的这篇论文，至今仍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必引的经典文献。我前不久检索发现，从1975年以来，这篇文章被他人在SCI刊物引用734次，其中1994年以后被引用240次，平均每年20多次。

　　1951年底，黄昆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开始了26年的教学生涯。遗憾的是，当时的高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教学和科研分家，黄昆没有继续他的基础研究，而是一心扑在教学上。

　　从那时起，在近30年的时间，黄昆只发表了一篇原创性的论文，他把它献给了导师玻恩。

　　1977年秋天，是黄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在中科院半导体所重新开始了科研工作。三年后，他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进一步完善了“黄－里斯理论”。

　　黄先生和我在1984年以后都开始研究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物理。为了建立超晶格光学振动的理论，我们整整讨论了两年，不断地争论。1988年，我们发表了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的理论，多本国外的研究生教材详细介绍了这个理论。

　　应该说，黄昆选择在他科学研究的黄金时间（当时30岁出头）回国，对他后来在学术上更上一个台阶影响很大。他在英国做博士后的一些同事，有几位当时的研究并不如他，但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曾经问过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觉得自己选择回来这条路没有走错，他说回国后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自己的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三门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的人，这个远远比个人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更有意义。

　　我后来发现他在1947年留英期间写给杨振宁的一封书信里就流露出这个思想。在信中，他提到了导师莫特对他产生的影响，他说：“像他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假如你要坚定地走科学研究这条路，还有什么比建立一个中国物理研究中心更让人兴奋呢？……它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诺贝尔奖还高。”

　　从西南联大上学开始，他与比他小3岁的杨振宁结下了长达60多年的深厚友谊。在学术上，黄昆真正钦佩的人并不多，甚至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也觉得不过如此，但他对我说，最佩服的人是杨振宁，认为杨振宁是真正的天才。

　　我记得一件有趣的花絮。大家都知道，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考试谁也考不过杨振宁，包括黄昆。但是有一次黄先生对我说，惟有量子力学，他考得比杨振宁好。我后来专门问过一次杨振宁，得到的回答是：“有这回事吗？我不记得啊！”

　　我想这是老先生在内心一直把杨振宁当作一个奋斗目标。

　　在生活上，黄昆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虽然他早就在国际物理学界“大名鼎鼎”，却一直“怕见记者”；他的夫人李爱扶则学会了“黄昆是黄昆，我是我，他的问题请不要来问我”这一招来对付媒体。

　　2001年，国家授予黄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记得在中国科学院提名黄昆的时候，他就写信反对。后来经组织上做工作，他采取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甚至连组织材料和答辩都一概不参加。他觉得这个奖励太大了，承受不起。

　　我想这个奖励给了老先生更大的压力。其实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经常头晕。后来做了核磁共振，发现有脑萎缩。但是黄先生的原创性研究一直持续到1996年，这很不容易。

　　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500万元奖金，规定其中50万元用于个人奖励，另外450万元用于科研。获奖时，黄先生的病情其实已很重，感到自己在科研上已经力不从心，便把这笔钱交给当时的半导体所所长郑厚植院士支配，但这笔钱一直没有动用。今年我们向科技部申报建立“黄昆基金”，用来奖励国内在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领域做得比较好的科学家。批文很快就下来了，可惜黄先生已经看不到第一批“黄昆奖”的获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