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追寻历史真相的人们

　　中国公民--王选

　　战争过去近半个世纪后，人们才追寻历史真相，真正反思战争。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慰安妇、劳工奴役，战争并没有过去。只不过中国的反思整整比日本、美国晚了15年。

　　王选是1992年才知道日军侵华期间使用了细菌战，那一年她40岁。“我怎么会在40岁才知道这件事？是谁设置了历史的雾障？”

　　王选认为谁也无权剥夺她知道的权利，更何况她的家人就有死于细菌战的。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人放鼠疫。当时我并不知道鼠疫是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极度痛苦的脸，父亲想说出13岁的叔叔死时的情景，但就是说不下去。父亲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了鼠疫是世界上最惨的一种死法。”

　　了解了日本对华细菌战之后，王选步上一条追寻历史真相、维护正义的不归路。如今在中国，提到细菌战，很多人就自然联想到这位中国女性。

　　日本历史教师--森正孝

　　同样，在日本，一个历史教师也有同样的疑问。

　　森正孝是日本静冈中学的历史教师，当他看到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历史这门课便教不下去。他的疑问比王选的早了十多年。

　　1980年，森正孝来到中国。此后他13次自费到中国调查，自费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侵略》。更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发现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存在，于是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寻着日军撒播细菌的路线，来到了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看到了受细菌战之害到现在仍不能愈合的伤口。

　　“我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是王选向追问她的媒体的回答。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森正孝回到日本，发起了“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汇集日本600多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开始到中国调查取证。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国内是一片中日友好的声音，好像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说。“而此时，日本国内一些人开始反思战争，追寻历史的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

　　日本小说家--森村诚一

　　这时的日本，不仅仅只有一个森正孝。

　　1981年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从第二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等发表在学会杂志上《消逝的细菌战部队》的报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这一发现无异于石破天惊。

　　1981年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星期天版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为此他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得了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的恶行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

　　森村诚一为此遭到了威胁和指责，有人劝解森村诚一不要冒政治风险。

　　“我这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的731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森村诚一说。之后他和美国第一个揭露美日细菌武器交易的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取得联系，获得了《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的翻译权，并继续写出《恶魔的饱食》续、《恶魔的饱食》第三部。

　　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本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受日本文部省之任编纂历史教科书《国家的历程》，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教科书中，家永三郎写到了731部队。“日军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用抓到的数千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做活人细菌实验并加以虐杀，这种残忍的勾当直到苏联参战才停止”。尽管他写得简单而粗略，文部省也不允许在教科书里出现731部队。

　　另外，家永三郎被指责为“对民族爱得不够”，“把战争写得太阴暗”。文部省对家永三郎书稿的修改之处达290 个。

　　家永三郎拍案而起，1965年6月12日将文部省告上法庭，诉其违宪。“审定制度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精神”，并且审定给作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赔偿损失。

　　1966年，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再审还是通不过，家永三郎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他要求法院必须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8个历史问题。

　　从1965年到1997年的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郎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政府，他屡败屡诉。地方法院的一审败诉、二审败诉、三审败诉，家永三郎立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是家永三郎在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对中国女性施暴这两点胜诉，家永三郎不服，再一次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修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日本侵略中国”、“日军暴行”等4处属于文部省滥用处理决定权，属于违法，赔偿家永三郎40万日元损失，但同时裁定文部省审定合法。

　　32年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开庭，家永三郎始终站立在法庭上，向以挑战的姿态面对强大的日本政府。在等到最终判决的时候，他已重病缠身。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为他胜诉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长时间地鼓掌。他说，他仍不满意这个判决，但他不可能第四次上诉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了，但他决不会放弃战斗，直到生命的终结。

　　也是在1997年，中国的细菌战原告们走上了日本法庭，开始了又一桩跨世纪的马拉松式的为了历史真相的诉讼。这是历史的偶合，一个诉讼完结，另一个诉讼开始。

　　2002年8月27日，历时7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败诉，之后的11月29日，89岁的家永三郎与世长辞。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斗争了40载的史学家平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美国人--鲍威尔、丹尼尔

　　中日双方战后半个世纪为了历史真相的再一次纠纷对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来说，并不能脱离干系。

　　1980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第一个揭开了日美之间关于细菌武器的交易，以及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美国替日本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事实。

　　美国记者鲍威尔在中国上海长大，亲眼目睹过日军在宁波实施的细菌战。后因为他主持的《中国周报》上曾转载过新华社的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鲍威尔被指控为叛国罪，受到长达7年的审讯。这事促使他继续深入进行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于是有了他的破冰之作《一段被隐瞒的历史》。文章发表后，美国著名电视调查节目《六十分钟》采访了他，这个节目在美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下使鲍威尔所揭露的事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美国人丹尼尔是1993年从BBC和NBC知道731部队的，他把他看到的新闻报道讲给周围人听，但没有人相信，人们说“太离奇了，不可能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见到，丹尼尔也不敢最终肯定，这样残忍的事真的有过。

　　“2002年我终于见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实例，这位妇女的脸烂掉了一半，生活完全毁掉了。这么惊人的恶行，竟然60多年无人提起，造恶者竟然没有一个受到惩罚，这是人们不相信的最主要原因。”丹尼尔说。

　　力量的汇合

　　1995年，王选找到了森正孝。

　　“我弟弟拿了剪下的报道给我，一副非常郑重的样子。就像是说一件大事。”1995年，有三个义乌崇山村的农民，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道歉和赔偿。王选一下子跳了起来：崇山，我的家乡！

　　王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报纸上说到的两个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崇山人，我有义务。只有我能把崇山话翻译成日语。”

　　一个假日，森正孝和松井英介乘坐新干线来考察王选，“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存在，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是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我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王选成了揭露会调查团的一名翻译。王选和森正孝合在了一起，两股来自交战双方国家的、想知道历史真相的力量汇合在了一起。

　　来自日本、美国的揭露力量在逐渐强大，731和细菌战所包裹和封锁的铁甲在一点一点地剥蚀。但是，我们还缺乏其核心的内容，因为它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国的受害状况。侵华日军制造细菌战武器的地方，直接的受害者，直接的细菌武器攻击作战的证据，所有这一切必须到中国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