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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崇山的悲剧
1942年的崇山村是浙江省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1年10月2日义乌县城北门稠城镇十字街口一带，发现了胀着肚子的死老鼠。接着附近两居民暴病死亡。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难忍，到处找沟渠喝水，城内有水的水沟成为最快的传染路线。义乌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有水，老鼠沿沟找水，鼠疫沿水传播，一时间，义乌城郊的下麻车、盐埠头、石古金、山口、下傅、陈村、义驾山、桥东、桥西、孝子祠、宗宅、三里塘、塘里赵、岭头、岭下等等村落都成为感染的疫区。
王焕章死亡链条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是靠王道生的中医，现在连医生都死了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4岁的孙女也亡。11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5口人全部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不久，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地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死时是重阳日1942年10月18日，终年63岁。
因为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8个儿子，因此治丧隆重。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他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外孙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她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16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8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5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10人(王道生两夫妻，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80多岁，成为家族灾难的亲历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是靠王道生的中医行医，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5-8人，最多的一天死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头几个人患病死亡，家人还隆重治丧，请道士念经超度，想办法驱邪禳灾；后来还能买棺材成殓，请人抬出送葬；再后来家人接连死亡，别说治丧，连棺材也无法去买，一块门板，一床被子裹了抬到山上挖个坑，草草葬了。再后来连帮忙抬尸体的人也找不到了，人们甚至怕出门撞见抬尸体的，怕撞见“瘟神”。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
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在家看家，不想老母亲得了鼠疫，老人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人人关了门不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爬着死去。
在义乌县城鼠疫盛行一年多，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终于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 ”中国北方将日军称为日本鬼子，南方将日军称作日本佬投放的。这种细菌武器比刺刀、大炮、机关枪和飞机炸弹更厉害，杀人更多。
死亡乡村
崇山1236口人，鼠疫亡人数为403口，死亡达到三分之一
1942年的11月是崇山鼠疫最甚阶段，毫无防疫办法的崇山基本上是任村民自生自灭。对于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来说，义乌县城组织防疫力量已捉襟见肘，而对于广大乡村的疫病，基本上是无暇顾及。
从现有的文史资料来看，义乌县鼠疫相当暴虐，防疫自救也相当艰难。鼠疫如烈火猛虎般一浪一浪恣行在鼠类和人类之间，人们在死亡、恐惧之间挣扎自救。往往是疫病似有缓解，人们正想缓一口气，死亡又再一次反扑过来。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就召集各政府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会议纪录》存市档案馆334-400)
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稠城的农历三、六、九日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集会拜佛。
义乌全城都在灭老鼠和跳蚤，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
中央及省卫生部门和金华四区专署要求义乌每5天汇报一次疫情。县政府命令各乡镇保甲出现的疫死和病患立即报告，并强制实行“连坐制”。
但民间的恐怖情绪无法控制，当地人盛传隔离所的种种惨状，并认为只要隔离便是永远离别，还会被毁尸，烧毁病家房屋，于是对鼠疫疫情，千方百计隐瞒不报。
1941年年底及次年初，鼠疫再度暴发，此次来势更加凶猛。波及前店新屋、苏溪蒋宅、八里桥头、徐界岭和义东楼山塘、青口等乡村，时间延续半年之久。
而到了1942年的11月崇山的情况已经是“日死5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300人，较诸去年城区尤为严重”
而崇山的防疫也只是组织有威望的乡绅，艰难筹资，力保死者能够得到掩埋而已。
1941年年末，中国红十字会防疫医疗大队第312队队长刘宗歆在义乌防病期间不幸染疾。此前他率9位专家和医师从重庆赶来，几个月来日日奔走在义乌城乡。1941年12月30日在义乌稠城殉职。
义乌的防疫工作因此而受到重大影响。鼠疫一时呈失控状态，疫区封锁失效，防疫经费告罄，军事要地衢县鼠疫流行，防疫力量根本顾及不到义乌。到1942年2月止，县城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者至少达到230人。
崇山1236口人，死亡人数是403口，死亡达到三分之一。逃走的150人。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鼠疫“崇山株”
在崇山，南京1644部队的细菌学家们掘坟剖尸、解剖活人，将崇山的鼠疫菌用来培养“印度跳蚤”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告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头上。
11月11日，日军南京防疫给水部(荣字1644部队)本部近食秀夫大尉、伊藤大尉等20人突然来到崇山村，七八十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村边制高点上架了四挺机枪，山背尖架了一挺重机枪。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同时对鼠疫感染者涂药水，或撒药粉，或打针。将发现淋巴结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背的碾米屋里，加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随后将染病未死的病人秘密拖到野外活活解剖(见王甲法《崇山村鼠疫》义乌文史资料)。
11月13日，义乌城内伪“义乌乡镇联合会”会长傅屏侯，得知日军要将整个崇山村烧毁，立即自己组织乡坤成立防疫委员会，提出崇山村自行防治鼠疫的意见，试图阻止日军烧房。
但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突然进村实行隔离打针并要烧毁村庄的真正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后，前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田甚太郎在临终前说出了真相
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下属的金华支队义乌分遣队队长高山中尉及两名下属，特来收集细菌武器鼠疫的实施结果，检察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1942年11月4日，他们来到驻义乌县城的日军22师团86连队营地。第二天他们穿着白色的鼠疫防菌衣和长统胶鞋，只露出两个眼睛，与86连队的军医林笃美一起到了崇山村。
他们实地考察了崇山村鼠疫流行情况，在回去的路上高山等人从新坟中挖出尸体，切取其肝脏部分带回营地。并用肝脏制作了显微镜标本。在显微镜下确定了鼠疫杆菌。
这只是高山一行目的的一部分，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采集崇山的鼠疫菌，为下一步大规模培养鼠疫菌提供研究依据。
而驻义乌日军似乎并不知道鼠疫是他们自己人放的。驻义乌日军86连队军医林笃美在鼠疫流行期间还多次给崇山村居民打疫苗。当他发现细菌是细菌部队放的时他万分震惊，尤其是当他陪同高山前往崇山村，看到高山掘坟剖尸时更受到良心的煎熬。在些在他当年的日记里都有记载。
因为担心鼠疫会危及驻义乌的日军，日军特给兵士们进行了预防接种和定期检查。义乌的防疫委员会怕日军烧房也积极配合日军的“检查”，并主动提出“男女分开检查”，村外的林山寺辟为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
但是日军还是一把火烧了村子。
崇山村的王丽君记得日本兵烧村子那天情景，那是她们家最悲惨的一天，是她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日子。
放火时，王丽君和母亲一起被日本人赶去了后山背。村民们都被集中在寒风四起的广场上，大火起来时，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凄惨地哭叫着往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可是火还是蹿到她家里来了，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二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趁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在山上的小屋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肺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尸体丢弃野外。
张菊莲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18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的，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菊莲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菊莲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里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 —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水谷尚子的《日本1644部队活动揭秘》。)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崇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根本无力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以上内容参考翁本忠编著《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
这仅是日军对中国细菌战攻击的极小一部分。因为浙江部分县市、湖南常德的细菌战调查比较深入，也因为崇山村在细菌战诉讼的推动下，才将捡拾起的碎片一样的历史一块块地拼凑了起来。在中国受害的其它地区由于没有进行细菌战的调查，真相还处于混沌黑暗中。森正孝的调查结论是：日军侵华时曾在中国20个省市63个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死于细菌战的中国民众达27万人。2000年山东调查者崔维志的结论是，仅1943年日军在鲁西北实施细菌战中，中国平民就有20万人死难。2002年，又有资料公布：日军侵华期间使用细菌和生物武器，造成100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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