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人的诉讼

　　2005年7月19日，关于日本细菌战损害赔偿的审判在历经40多次开庭、近八年时间之后，终于将有一个结果了。

　　这场审判是在审判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国家犯罪之一，是在审判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残虐行为。虽然其结果可能亦如以往所有相类的起诉一样被日本法院宣布“败诉”。然而，这场审判终于廓清了一段曾经被漠视、被某些人极力掩盖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不是我“要”赔偿，而是日本政府“应该”赔！

　　几乎在所有对日诉讼的案件中，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半个世纪前，他们是受害者，是被奴役者，是被凌辱者。现在，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年老体弱的，又穷又苦的底层老百姓。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毫不知晓。他们孤零零的，除了依靠日本律师，他们没有可能与强大的日本政府抗衡，他们只有被动地听从来帮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的，而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在一些日本律师眼中，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法律、文化等存在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他们来讲，中国原告的一些要求在他们看来是不现实的，加上日本律师本身行事谨慎，所以冲突常常有。”参与辩护团工作的中国律师刘惠明说。

　　王选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但有时候沟通常常是用争吵的方式进行。王选的声音会忽然高起来，情绪激动，脖子上的血管暴起，眼睛直视对方，语言如爆豆般地迸出。而日本律师通常是点头，外表表现得非常地客气和谦让，但让他们认同却非常地难，除非他接受你的观点。

　　关于诉讼请求，有的日本诉讼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

　　“怎么不能提钱？不是我‘要’赔偿，而是日本政府‘应该’赔！怎么关系都倒过来了？”王选和律师吵。要提钱，但不仅仅是钱。和王选吵架最多的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他说王选已经和他吵架100回了。而王选则说一濑敬一郎的“坏脾气”，只有她王选才可以忍受。

　　王选承认，自己常常用强硬的方式来争取认同和自己心灵深处的战争创伤有关。尊严与屈辱的较劲，她说，日本人不会了解这些，他们都是和平年代的新一代，战争的记忆只在他们父辈那里。但作为一个受凌辱的国家的后一代，而且又比人家落后贫穷，那种受伤的感觉会时不时地冒上来。“和日本人吵架，吵到最后，战争的阴影就冒上来了，尽管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2000年11月，当日本律师与鹿岛建设在东京高等法院就花冈惨案的起诉达成和解，当国内媒体以花冈胜诉进行着宣传和报道之时，最早看到和解书的王选却立即明白这不是一次胜利，不是中国人想要的东西，而是日本律师主持的单方面和解。当王选把和解书传到国内，被日本律师认为是一个巨大进步的判决，却成了对花冈幸存者再一次的侮辱。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达到的目的也有不同。这对王选是一个提醒，中国人自己的官司，自己要知道要什么，王选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在细菌战诉讼中发生。于是，她对日本律师说，“给我一个位置”。直到1996年，王选还只是调查团的一名义务翻译，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王选毫不避讳地说，我是一条红线，只有我能把一粒粒散珠串起来，只有我能把中国的原告拧成一股绳，只有我能代表中国的原告。中国的原告不能108个人，108个想法，必须团结一致。

　　1998年1月20日，在义乌召开第一次原告会议的时候，王选就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官司，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十个月后，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就在义乌成立了。

　　王选曾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被认可的NGO，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同意。不过，这却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它被180名原告所认可，它代表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它的名声也在国际上渐渐产生影响，并为世界所认可。

　　1998年第一次开庭，王选就是以原告总代表的身份在法庭上作陈述的。

　　揭露是为了记忆

　　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人正一个个地濒临死亡。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永远不能讨回尊严。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注册律师只有18000人，但却有200多名律师义务参加到细菌战的诉讼之中来。

　　为了便于行动，日本律师组成原告辩护团，一濑敬一郎被推为细菌战诉讼辩护团事务局局长，日本律师公会理事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任原告律师辩护团团长。一濑在东京的律师事务所，成为诉讼的大本营，所有原告文书都是在这里制作的。

　　辩护团原来认为原告在30名左右较为合适，因为10名以下不足以说明问题，而50名又会导致前期准备工作过于庞杂。辩护团确定的原告条件是：由于细菌战身染疫病而幸存的人，以及由于细菌战而失去父母、或兄弟姐妹、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人。不料，一下子出来了108人符合条件的原告。

　　108人的工作是极其艰巨的。日本律师是义务工作，常常只能利用休假。他们极其认真，仅义乌崇山村日本律师就来了8次，律师调查团来了4次，会谈了54个家庭。他们一天的工作是12小时，晚上的时间则用来整理录音并把它们打印出来。有时候整理出来发现一次谈话不行，就接着重新来过。

　　1998年2月16日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王选在法庭上代表108名原告进行了陈述。为了这个千字发言，王选思考了一个月，有一个星期吃不下饭。她的眼前总是浮现着一个个身体蜷缩死于鼠疫的人，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开庭前，她陷入了一种感情状态，手脚发硬，人也很难受，险些无法承担法庭陈述，但她最终还是站在了法庭上。

　　崇山村因细菌战死过人的208户，30个原告，在诉讼期间，已经有10人离世。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人在王选身边一个个地滑向死亡的深渊。

　　还有像王培根、王荣良这样的人，没有他们对细菌战的调查，就不会有这次的诉讼。

　　还有那些日本人。他们做这件事，不会有一分钱的收入，到中国的调查全部的费用都是自己掏。不仅如此，还要受到日本右翼的打击和排挤。

　　还有那个看管6个“试验材料”的松本博——他曾给那些做“试验材料”的中国人烟抽，想办法不让烟冒上去被人发现，和他们说话，在他说出邪恶之前，就已永远背负了罪犯之名。

　　……

　　王选说，虽然她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她没有想到自己心里的创伤是那么深。在整个过程中，她时时发现自己浮沉于自尊与耻辱之中。现在，这一切都将有一个结果了。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人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永远不能套汇尊严。

　　记忆并不是为了恨

　　这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历史上认定这一战争犯罪。这就是胜利。

　　这是第一次对细菌战这种人间极罪的审判。也许原告律师的陈词、证人证言以及王选的陈述能让日本法官潸然泪下，能让日本政府的代理人面色铁灰，能让茫然无知的日本人感知中国人的想法，但很多时候，这依然仿佛是场一个人或者少数一些人的战争。

　　从调查到审判，细菌战诉讼已经走过十年。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日本。有时，中国原告实在无力承担就由王选一人出庭，她独自站在法庭上有18次。还有日本的律师们，40多次开庭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一次次的开庭足以拖垮坚强的意志；一次次的败诉足以让最坚强的信念产生动摇；一次次的飞渡重洋足以让人囊中空空……

　　2002年8月27日，一审宣判。这一天，王培根专门准备了扩音喇叭，召集了原告和村民。美联社、路透社、BBC 以及日本朝日新闻等十几家媒体也齐聚法庭外，能容纳120人的103号法庭甚至无法容纳赶来旁听的听众。结果并没有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败诉”。

　　王选疲倦沙哑的声音在崇山村的喇叭里响起：败诉，但我们胜利了，因为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确认。在这场目前为止中国对日诉讼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诉讼中，中国细菌战受害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1997年8月10日，当朝日电视在黄金时间播出著名记者近藤昭二在中国细菌战受难地实地拍摄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时，许多日本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残酷的事实。虽然，片中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愤怒与仇恨让许多日本人不安，但他们不知道那些罪恶曾经的受害人，他们的权利意识才刚刚觉醒，而历史却没有结束，因为正义一直没有昭显，加害者没有得到惩罚，受害者的心灵没有得到抚慰。

　　虽然中国民间对日的一系列诉讼，慢慢撬开了曾经被视为钢铁般坚硬的禁区——刘连仁案突破了诉讼时效问题。福冈劳工案中，法院第一次承认政府和企业共同对劳工实施了不法侵犯行为，同时法院认定，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个人还有请求赔偿的权利；2003年京都强制劳工案更是一举突破一直成为战后诉讼最大的法律障碍的国家无答责问题。

　　然而，诚如细菌战诉讼诉状封面所言明的：“审判，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是要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然而，在战争结束60年之后，这场追寻真相的战争，远未结束。